近80年来与医院和医生打交道的体会

我今年过生日就整78岁，按虚龄已经79了，明年就虚龄80，这辈子我自己和家里人得过各种各样的病，就没有断过上医院，算是些故事，做点总结，也许对医院管理，对医生，对求医者，都会有点可以参考之处，等到一个世纪再给出，第一我不知道活得到不，就算像我妈那样，103了，可是拿不住笔，痴呆了，这一个世纪的日子就无法总结了。

下面就开始说故事。

一．             医院的档案管理

我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知道这个是在70岁（2004年）的时候，协和医院找到我的电话，要我去做体检配合他们对母亲身体状况对子女身体状况的影响（联合国给的项目），说明我母亲分娩前后的资料他们也保存了。我真是佩服老协和的医档管理。

我在北大一院骨科做手术，因为病情少见，给我做的手术方案和后果很好，他把我的病历都收进他的电脑，我的片子从来不让拿回，成了他的学术总结的案例，他也确实用我的病案向国内外专家做过报告，得到赞许，至于最后我的病案是否进入医院的档案，我不清楚。

病历管理是医学总结的重要资料来源，应该想老协和学习。

二．             医学是个不断前进的科学

我小时候（3岁吧），不慎得了阿米巴痢疾，那时就有矽碳银，后来年年犯时，妈就给我吃烤糊的馒头片，说糊嘎巴可以吸附肠子里的脏东西，哪有现在抗生素，我这个病折腾我直到18岁。

可是对抗生素的副作用又是很久才清楚的。我妹妹在2岁多，1949年年初吧，得了伤寒，三周后肠穿孔，血流了满肚子，在上海广慈医院，大夫说没治了，我妈跪在地上求大夫，大夫给妹妹做了手术，三天后妹妹哭闹，把伤口挣断了，再做手术，大夫就用上了链霉素，那时是新药，救命啊！没有想到，链霉素的副作用是损伤听神经，最后我妹妹听力严重受损，今天我妹妹是三级听力残疾，成了残疾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聋。

我89年到解放军304医院找专家看我的股骨头坏死，答复说，没治，你疼到死吧!（原话）既然没治，我又返回大亚湾工地，忍着剧痛工作。1992年回到北京，93年去北大，大夫告诉我可以做人工关节置换，94年我接受了手术，看，医术就是在前进，而304医院也早开始从事大量的手术，人工关节术已经算作中等手术了。

2001年，我的人工关节在术后七年，钢板后积满了脓液，按照以往，腿部切开后，要躺在病床上几个月，伤口开放着，不断地滴注抗生素，以确保细菌被消除，够受罪的，大夫建议让我从国外弄到庆大霉素缓释项链，绕放在安放关节的部位，暂时把伤口缝合，回家养伤，3到6个月后再来重做置换手术，因为这样的需求在国内太少，他帮我找外商，外商说量少进口税太高，最后是我托亲人在德国买到，偷税拿进，价钱不太高。国外的很多医术和药品国内还有距离。

1994年我接受骨科手术，还没有在下手术台后背三天镇痛包的说法，疼了按一按，再输点麻药，那时后三天伤口疼就吃镇痛药，特别是杜冷丁，不少病人因此患上毒瘾，可是在2001年再做手术时，就不用服药了，手术没有了疼痛的感觉。

从以上例子看，各种各样的病，会随着时间找到治疗的办法，现在一些疑难杂症也不是都能解决，病人应该理解这点。

    医学是不断面对新问题，新病种的科学，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科学，譬如病菌的变异，变得更顽强，于是就要研发出新的治疗方案，社会上又出了新的流行病，像艾滋病，经济的发展，引发环境的污染，又有铅，镉等有害物质对人特别是对孩子的祸害，如此等等，不仅医生面对新问题，社会和政府各部门都必须行动起来，不断预防和杜绝引发疾病的爆发。

三．             差劲的服务让我心疼，引发不良后果

我因为69，70年工作中介说放射性剂量大多，身体中的钙质被破坏，1974年（文革期间）开始感到大腿难于劈开，有疼痛的感觉，于是去了北大一院（我们的定点医院），一位年轻医生接诊，他让我照了X片，看完片子，让我上床，我没有脱裤子就躺到了床上，他冷冷地说，把裤子脱了，我第一次做这种检查，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紧张，一把拉，连内裤一期拽了下来，他立刻极反感地说：谁让你全脱了，我真是无地自容，他动了动我的腿，淡淡地说：“没病”，我感到十分难堪。40岁之前，我几乎不看病，这回去了医院，还感到是我庸人自扰，我离开了医院，以后腿疼的越来越厉害，我一直没有再去看病，怕医生说我没事找事，直到忍无可忍，1988年在巴黎工作时，是队长看我迈步都困难，让他的秘书（法语翻译）陪我去看病，我才知道了“股关节病”这个名词。如果早期治疗，也许我不会发展成那么严重的骨坏死，照大夫说，国内少有。

1979年秋冬我母亲肚子疼得不行，有时疼的蹲在地上起不来。我请假陪我母亲到协和医院（我们家属于协和地段）就诊，说要作个肠镜，我陪着她进了照片工作室，两个年轻的操作员对着眼前的屏幕，互相讨论：这是盲肠，这是-----，最后结论是：没事。我带母亲回了家，之后母亲又疼得不行了，弟妹把她送到了协和急诊，观察了连天，给了点药，又让回了家，80年初，母亲实在熬不住了，妹妹就求楼下在协和工作的邻居介绍给了消化外科主任，住进了病房，据说，再次照片子时，主任亲自去X光室，对着操作员说，看，那么大的瘤子，还看不出来？结论：结肠癌中期，血色素低到4000以下，主任对我谈手术时，对我讲有风险，因为血色素太低，不死在手术台上也可能死在病床上。

1982年11月，父亲从成都西安开完翻译家协会理事会回家，感冒了，气喘吁吁，站在屋子中加常常捂着胸口，我决定带我父亲去看病，我推着车，把父亲送到协和干部诊室（我父亲是二级研究员），接诊的一位女大夫，很冷淡地接待了他，让他去做心电图，结果出来后，她看了看，就说了一句话，没事。我就带着父亲回家了。三天后，我在上班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爸爸死了，快回家，我疯一样地赶回家，人已经躺在了协和的存尸间：心机梗塞。他那天吃完午饭，母亲午休，他就坐在沙发里断了气。我心里这个难受，我始终觉得内疚，如果我能对大夫说，要求父亲住院检查，如果大夫能更仔细地询问一下病情，如果，如果----，一切都晚了。那个年代，受过整的知识分子，在哪儿都不理直气壮。回想我母亲因为是所谓的臭老九的老婆，被要求挖地道，不慎踩空，仰天倒进沟里，右大腿骨齐齐折断，晚上腿全肿了，平放放在小桌上，父亲却不知道要求街道送她去医院，就在屋子里打转，直到三妹夫到家探望，大晚上的急急送她去医院。可怜呐，那个年代。

可是革命啊，谁提医患关系了？

四．    我感受到的良好服务

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包括医生都开始忙业务了，国际交流多了，新技术引进多了，中国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确实有了很大提高，我们是受到益处的。

1994年初，我接受第一次骨科手术时，女儿要上班，丈夫早逝的我没有人照顾我，那时还没有护工一说，护士长就安排了一些下了白班的护士，睡在我旁边，照顾我度过最艰难的时候，我每天给付8元钱作为酬谢。

2000年6月，我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又是护士长安排一位整理被服的护理员抽空照顾我，我全麻醒过来的第二天晚上，大夫让我咳痰，我站在地上，大夫紧紧地从背后抱住我，那位护理员抓住我的手，我努力咳痰，伤口的剧痛让我大汗淋漓，但是终于完成了这项要求。我在大夫和护理员的照顾下，恢复良好，一周后出院了。

2010年我因为肿物接受左侧扁桃体切除手术。那是5月份体检时发现的，接着就到医院检查，海军总医院离我们家近，方便孩子来探望，又是耳鼻喉专科医院，我下午去挂的门诊，不收费，没有想到接诊的是科主任，他立刻给我安排住院时间，我问他要准备多少钱，他向护士长打听，听说要8千多，他表示惊讶：一个扁桃体手术要那么多钱，经过确认，他也无奈。住院后，是他给我做手术，要全麻。我想起我外孙5岁时做这种手术，是局麻，心想，全麻会伤脑子，我要求局麻，他耐心地对我说，你年纪大了（75岁了么！），还是要全麻，手术时，嘴要长得很大，好配合，保险。我接受了。手术很成功。

我的左髋做修复术时，大夫不仅帮我找外商商量购置庆大霉素缓释项链，在再植入新的人工关节前，他又帮我和外商讨价还加，因为按国产关节价格报销，但是国产的清洁度就是不能保证。他给我做了三次手术，左，右两个关节。我不但没有给过任何红包，他还对我说，你的后半辈子我包了，尽管这是玩笑话，但是他对我是真心的。这是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骨科大夫。

60岁以后，我得了心血管病。2010年，我突然血压不稳，吃以前的药不管用，还忽高忽低，我去旁边的304医院心血管科看病，大夫很认真，建议我住院调理。住院后，大夫一方面给我输液，疏通血管，一面给我个换药，观察血压变化状况，十天以后基本正常，就出院了，我按大夫给的新药，用了相当时间，等一切都稳定后后，我与恢复了以前使用的药：拜新同，至今。

我母亲从93岁以后，老年痴呆伴随的精神症状越来越严重，2005年2月，我决定带我母亲去安定医院，三妹开车，下车后，我们用医院的轮椅推母亲就诊，接诊的大夫真叫一个耐心，在做完心电图和脑部检查后，心脏没有问题，是脑部微血管堵塞，已经接近中午，大夫就听母亲对他絮叨，诉说他对家里某人的不满（胡说），之后，他写下诊断书：老年痴呆症，让我们去拿药，这时已经过了中午。我们每月去取药，母亲开始慢慢安静，直到去年，妹妹根据情况给她停药，她不但仍然很安静（个别时间也有夜里不好好睡觉的），而且腿变得的比以前有劲了。

因为母亲在93岁时，起夜时滑倒，左腿股骨粉碎性骨折，从此不能行走，看病都是急诊，我们发现就是就是附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接待病人特别耐心，每次救护车一到，就有护士出来接诊，不像协和医院，没有人过问。今年3月20日，我到家后，就听妹妹说，母亲夜里水泻四次，头一天就拉稀，我决定还是快去医院，如果电解质紊乱，可以补点液，有炎症，可以消炎。到医院，护士大夫立刻上来照顾，两年没去医院了，大前年重感冒急诊，胸部有积液，没有消尽，去冬一直咳嗽，痰特别多，想顺便好好检查一下。大夫立即安排各种检查，抽血，输液。大夫很谨慎，对我们说：这么大的年纪，就不是这种情况，第二天还可能不在了，所以，我们还是开病危通知，谨慎处理，补液中还是加些头孢，我表示支持，本来就有些炎症。护士输液，骨瘦如柴的胳膊和极薄的血管，很不好扎，特别是取动脉血，疼得我母亲哇哇叫，护士很耐心。输液两天，母亲又恢复了。

五．    病人要学习懂得道理，特别是有科学知识的人

因为我曾经碰过的钉子，加上我搞理工的惯性思维，我变的开始自己学习理解一些医学知识。这对和大夫配合很重要。

1972年，我的外婆因为大便失禁，身体越来越虚，决定彻底投靠我妈，我听了我外婆对她问题的描述，我就开始翻开文革中仅有的一本农村医疗手册，我寻找肠道系统，第一次接触到癌症这种病的概念，我在书中查到了一种病“直肠癌”，我立即决定带我外婆去看病，我把瘦小的外婆放进孩子坐的竹推车里，推到了协和医院，挂了内科，大夫上来又量血压，又侧温度，我急得对大夫说，你看看她下面，是不是堵住了，大夫一摸，立刻让我去外科，大夫用手指往里一伸，说：全堵住了，手指都进不去了，立刻住院手术。我送外婆回家，告诉妈，妈哭了，说，我带她多次去人民医院，怎么都说是痔疮呢? 我妈立即联系外婆的孙子，住进医院，开刀，已经晚了，肚子里的场子上全是肿块，只好做了个人工肛门，缝住刀口，回家熬日子吧！

有了这个经验，我对我母的结肠癌，，就要求尽快动手术，别人的射门保守疗法，我一概置之脑后，尽管大夫对我说的严重，我坚决地对大夫说：动手术，尽早，血色素低，术前术后多输血，我们不怕花钱，出什么问题我们都认了。幸运的是，癌细胞是线性瘤，毒性最低。，加上手术成功，我母亲活到今天。

我接受骨科手术，大夫和我解释起来特别方便，他说，和你很容易沟通，我说是啊，我是学理工的，懂道理。几次手术，女儿没到，我自己走出病房，躺倒推车上，被护士推进手术室，我的泰然和安静让大夫也很坦然，出了什么意外，我承受着，动完手术，我按照大夫的吩咐，锻炼肌肉，别人都说我恢复得好，谁也想不到我的腿里满是钢钉钢板。比起我退休前那么艰难地行走，人们都说我年轻了，其实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一个人的精神很重要。我能承受住40年丧父丧女的痛苦，也就能坦然对待各种的病痛，理解别人，配合别人，换来的是一次次的重生。

从这以低昂来讲，国家就有必要大规模地普及基本的医学常识，这是改善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                人性化的接诊方式

现在的国内医院，不论是社区还是三级甲等，医生看病的诊室都是门户大开，看病时，大夫身边往往围着许多人，一个病人向大夫的诉说，没有隐私可言，也许除了心理疾病，还有就是解放军的门诊，病人在外面等候，由电脑叫号，轮到谁，谁从护士台拿本入内，还有就是我在中美博爱眼科中心，尽管不是电脑叫号，但是，大夫看病都关着门，其他病人在门外候诊，大夫细心听取病人诉说，接诊完一个再开门叫下一个，大夫安心耐心，病人放心。可是其他所有公立医院，诊室如同市场，人出人进，乱乱哄哄。设想，如果，诊疗室一对一，大夫不会对别人说我外甥女走路像鸭子，因为也没人听他说。为什么同样是老百姓，进了304医院和博爱眼科就能老老实实地在外面等呢？所以不是病人不懂规矩，而是管理问题，你不管，人就没有规矩可遵守。没有一定的诊疗秩序和人性化的接诊，医生在那样乱轰轰的条件下能细细看病吗？能够温馨地对话吗？

我有睡眠不好的问题，到304医院心身健康科看病，一个人对着大夫，大夫说我有抑郁症，我对他叙说了我早年的不幸，她耐心地听讲，一个人对一个人么！设想周围人堆人，我会说吗？大夫会对症开药吗？

打个比方说，如果哈医的就诊条件温馨，一对一，关起门来，爷爷带着孩子进屋，大夫看着孩子走路困难，耐心地询问，耐心地解释，像个母亲，也许不会发生惨剧。而后，他们出门，诊室在此关闭，他怎么可能冲进去挥刀乱砍呢？再说，一对一的诊室，也不该有那么些大夫在里面，我想，就和所有我接触的大医院的真是一样，人进人出，本身就杂，就容易出事。

也就是说，医院的管理要好好改进，而不是简单设防。

对不起，文章太长，请大家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