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与对个别历史的抢救

这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忙碌，一整天里，几乎用足了8个小时，在“抢救历史”。

历史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和人，有些是大事，有些是小事，但是值得记载，也就是记入史册，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庭都发生过什么事，应该记忆，是光荣、或是耻辱，应该传承、或者应作为教训，过去，在远古，没有文字，缺少手段，不得不在后来通过考古来复原，有了文字后，在没有能够公布真相前，留下了档案，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今天不断地见到档案揭秘，然后恍然大悟。过去，档案室有专人保管的，历史也是有专人跟踪的，一件工作结束，立即着手整理、记载、存档。遗憾的是，近年来，各个工作单位忙于眼前，加上机构不断调整，档案失存、工作无人总结，演发到今天的“抢救”，而许多当事人已经过去，许多材料已经失落，“抢救”变成了个人的嘴说，就好像我们的核工业过去的部分历史。

给我的题目是“抢建三线821”，“用离子交换技术取代前苏联的蒸发技术处理，确保反应堆的回路补水”，“对叶德灿老院长（一位典型的淳朴的老知识分子）的点滴回忆”。不说第三题，那纯属个人的回忆，就说前两个题目，在档案室里几乎可以说是空白，我请人在科技档案室里查找“中国核工业总结”（据说有过），遗憾的是，档案室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无发搜寻，至于第二个题目，那是我的科研课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本无人收存我的科研报告，至于后来的工程实施和在821工程中所起的作用，都只靠尚在的人的回忆，幸亏我还健在，当年的车间技术员还都比我年轻，但是也都进了70岁。

说起821的抢建，在当时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也让我心碎欲裂。原来的核工业在西北的各厂址均曾与前苏联专家共同选定，1967年，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央为了防止前苏联可能的出手破环，必须搬迁，但是当时位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认为，有些装置不可能搬动，最典型的就属反应堆（那时是为生产原子弹所用的核材料服务），于是，在1968年，当时的二机部就在部长的带领下，一行人（包括我院的总图地质工程师肖慧成，已去世）奔赴三线，穿山过江，最后选定了后来的821厂址，接着就是工程兵和我部的26公司进山开炮，沿江开路，同时，施工安装公司和现场设计队都已组成，堆工区和化工区之间一条深沟里还满是积水，施工机械是人抬肩抗进去的，设计队只能在现场之外的某个县里加班加点抢图纸。那是1969年的年中。而1969年秋，生产运行人员也已组成，开始生产准备。我们全家也在1970年10月在现场会齐，我在山沟里的半山上配合施工，作为1959年留苏归来的专门从事施工管理的副博士的我爱人被任命为指挥部的施工处副处长，与1969年4月已经到岗。两个孩子因为他父母已故，我父母挨批斗，只能随着跟到工地，没有想到长女和她父亲会于1971年4月15日殒命于滚滚的大江中。但是因为任务在身，我不得不几次面对那让我撕心裂肺、痛哭不已的大江，奔赴821，直到它的最终建成，顺利投产（现在该厂使命已结束，完全退役，只剩下周总理曾特别关注的废液等待处置）。在我承担的项目被821厂上报获得78年科学大会奖时，我却因为我的父亲是李健吾，需要不断改造，而在大兴干校劳动，至今我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据说的奖。这是历史，是真实的历史。

而在我在西北忙于离子交换实验的时候，1969年4月，厂里的武斗刚过去，没有人监督放射线剂量，没有人帮我采样，没有人帮我做辐射化学分析，没有人……，我一个人，一个女人，面对超剂量的设备，躺在原件水池的地上用桶从水池中取带放射性的水……我为此贡献了我的两条腿，钙从身子里大量流失，从40岁开始疼痛，56岁被确诊双髋股骨头坏死，从59岁开始手术到70岁，在双腿里植入了钢钉钢板和螺钉。

那个年代奋不顾身的知识分子，被贬斥的知识分子，全心全意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那个年代同心协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目标。所有这些真是应该被记载，不同的人去认识那个年代，去怀念和吸取教训。

我还在忙碌，为了整理父亲的遗作，出版李健吾全集。有的是他上清华大学时的译作，有的是1949年前在不同报纸上发表的文稿，通过各种渠道，由我妹妹收集而来，字迹模糊难辨，但是这是一位学者留下的作品，我们有义务为此整理，变成电子文件，工作量确实很大。

说起这，过去的历史确实常常被遗忘，不理解，甚至可能被歪曲。在日本鬼子侵华时期，我父亲因为腰腿有病，拉家带口，没有可能去大后方，留在了孤岛上海，于是却有人说他在上海委曲求全，参演一些无谓的演出，以养家糊口。真是颠倒黑白。如果他是那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遭到日本人的逮捕？为什么会酷刑虐待？又为什么素不相识的海外学者要以他作为留在孤岛的文人中的抵抗典型？一个典型的学者，为了一腔热血，走出书斋，参加到上海的戏剧活动中，用自己的特长，用改变国外知名作品的方式，和朋友们在一起，组织话剧演出，暗示民众起来反抗。他无党无派，只是尽他所能。那个残酷的年代，那个恐怖的年代，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没有共产党员，没有国民党员，全是汪伪和日本侵略者。后人对此评价时必须感同身受，不可任意编造，更不可用简单的程式来代替真实人的生活。我不得不出来说话。万万没有想到，《南风窗》这份杂志对真实的历史很感兴趣，准备刊登我的点点记忆。

历史，必须真实，必须被记载，我真心希望，建国60到70年的真实历史会不是通过莫言讲故事的方式最终还他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