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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年的“土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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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感觉到长时间高度集中工作的疲倦不时袭来。似乎很长时间没有静下来思考了，也似乎很久没有痛快地交流说话了。这种被一个又一个Deadline追赶的日子已经将五月凉爽宜人的天气带来的美好感觉抵消殆尽了。
以前听人说在国外读书就像是“洋插队”，现在觉得发明这词的人简直就是个天才。到这里之后，我不只一次地想起大学刚毕业时到一个山村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情景。那是一段地道的“土插队”时光。
那是1991年秋天，刚参加工作2个月的我被派往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叫“黑城”的村子里进行“社教”。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主要就是为农民念念报纸，在街上刷刷“要想富，多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或“社会主义好！”之类的标语，或者在高音喇叭里念念报纸或通知。这些工作我都非常胜任，也由衷地喜欢，心里膨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喜悦。在我担任此项工作期间，街上路边的标语陡然增加，很多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而不像另外一组总是延用以前的老口号，直到后来再也找不到大块可以开发的墙面为止。在高音喇叭里念报纸也是一件令人激动的工作。因为乡上已经有专职的播音员，偶尔留给我们的机会就异常珍贵，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真的觉得无比美妙，那种感觉令人陶醉。
我们整个团里只有两个女孩子，因此受到特别的优待。交了一点伙食费后住在全村最富裕的人家，可以每个星期吃到一次羊骨架汤，所谓羊骨架汤就是羊骨头、土豆、面条混合的美味。房东家的男主人脑子比较灵活，日子过得不错，家里有好几间房子，还有摩托车、彩电。房东有一女一儿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一个还没上学。半年的时间，我们和小姐弟一起跳绳、踢毽子、吃东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校后还收到过9岁小姐姐字迹童稚的贺卡。
房东家有一个胖胖的老奶奶，我们也叫她奶奶，说我长得像倪萍。那时候倪萍很年轻，在央视有着极高的出镜率，老奶奶的这个评价绝对是一种欣赏，我也是极为开心的。奶奶特别会过日子，不买肉，只买剔得精光的骨头，然后回来和土豆一起熬汤下面，就着味道极好的饼子和腌辣椒，真令人回味无穷。我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饼和咸菜。奶奶喜欢我，有时带我去看她的储藏室，里面都是她的晚辈送的礼品，以水果罐头居多。她舍不得吃，说要是灾年可以不用出去逃荒。但我真担心那些罐头会不会因放得太旧坏掉呢？有时她给我讲她已经过世的老伴，在天晴的时候她说她能看见他住的地方。20岁的我那时还是懵懵懂懂的，顺着她指的方向望过去，除了阳光下的烟霭和田野，什么也没有看到。
我们的工作还包括到村民家里做宣传。有次领导派我为一屋子村民念文件。我坐在炕上念，十来个村民挤坐在对面的一张大木头床上。我从小就是一个做事专注的人，念得非常认真，字正腔圆，断句精确。屋子里很静，大家都认真倾听。忽然间就听见一声巨响，对面的那张床“轰”然一声塌了！人们忽然爆发出大笑，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对于那张床的抢救了吧。我没想到这个场景在我的脑海里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现在每天早上在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小道上散步，经过绿树掩映的小洋房时，我常常想起这个场景，觉得真得很幽默，幽默中又有点别的什么滋味。也想起村支书请我们吃过的最好的饭：几个白馒头和一碟洒了盐却没有油的萝卜条。
那个村子很缺水。一般人家水是下雪下雨的时候囤在水窖里的。我住的人家有时候会开着拖拉机去“三营”买些自来水回来吃。我们很懂事，洗了脸的水还用来洗脚洗袜子，淘米的水再洗菜，尽量减少洗衣服洗头洗澡的次数。要是窖里没水了，又没钱没车去拉自来水的人家，就只能吃井水了。那里的地下水很苦，很多不够富裕的家庭只能吃苦井水，所以一些孩子的牙齿就总是黄黄的，后来才知识那是因为水里含氟太高的缘故。
在土插队的那段时间，我做过的最不诗情画意也最不愿回想的工作是配合领导抓计划生育工作。有次领导把一个要带去做手术的小媳妇暂时交给我看着，我禁不住她眼泪婆娑，给放走了。后来挨了严厉的批评，那是我各项工作中唯一做得不好的一项工作。
最令人盼望的是赶集，终于可以买点吃的东西。好像一个星期还是十天可以在村口赶一次集。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买的，因为是冬天，唯一可以买到的水果就是柿子。红红的，又大又蜜，吃完了脸和手都粘乎乎的，嘴里甜滋滋的。
那段时间，读了不少文学名著，大部分是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带去的。刮风的寒冷日子，除了在热炕上散步，剩下的就是读这些小说和学习英语。不知道为什么在30岁以前的日子里一直在学英语，却很少有机会用英语。那些小说包括一整套的《约翰 克里斯朵夫》，《笑面人》，《驴皮记》，英文版的《简爱》，《康素爱萝》，等等。因为读得十分仔细，现在依然能想起他们的内容，其中总是对音乐的描摹钟爱有加。只可惜那时候没有想到带《资本论》，后来读张贤亮的《绿化树》时，这种后悔更深了。
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村长家的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另一条腿是用坏砖头摞起来的，摇摇欲坠。一铺土炕上，除了半块席子，再无什么床单。村长家有一个智障的妻子和一个智障的儿子，另一个正常的儿子在师专读书。那间低矮的房子，挂着一副破旧的门帘，在呼呼的北风中是那样萧瑟，那样萧瑟。
时空转换常常让我产生错觉，产生非常不合逻辑的联想。有次在美国电视台看到一档珠宝类节目，被采访的台湾珠宝商掩饰不住喜悦地说，现在大陆的顾客已经非常有品味了，几万美金的首饰在上海卖得太好了。。。而我不知怎么地，却想起了黑城，想起了村长家那张摇摇欲坠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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