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和亚当受到蛇的引诱，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他们的后代，从此失去了家园，生活在人和人无休无止争斗的土地上。一部分人用自己制定的善恶标准折腾另一部分人，有些人走上了漫长的寻找家园之路……

现在一提起流氓，很容易联想到聚众斗殴、放刁撒泼、以及调戏妇女这些不法行为来。其实，“流氓”的原意，是指离开家园的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解释说：“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民从亡，会意。”因为“流”和“亡”同义，古时也将“流氓”写作“流民”。

《诗经》中有一首诗就是用“氓”(音meng)字为题的，开头四句是：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

这是假借一位女子的口吻写的，译成白话，便是：

小流氓呀笑嘻嘻，
抱著布匹来换丝。
换丝不过是借口，
他想和我成好事。

显然这位抱布贸丝的“氓”的身份，是一个离乡背井的小商贩。

近人郭沫若发表于1924年的自传体小说《行路难》里有这么一段：

“……流氓……流氓……流氓……
这是一个多么中听的音乐的谐调，这是一个多么优美的诗的修辞哟！
淡白如水的，公平如水的，流动如水的，不为特权阶级所齿的，无私无业的亡民！
啊，这把平民的尊严，平民的刚健，平民的勤勉，平民的辛艰，都尽态地表现出来了。
……流氓……流氓……流氓……
有闲有产的坐食的人们，你们那腐烂了的良心，麻木了的美感，闭锁了的智性，能了解得这‘流氓’二字的美妙吗？
……流氓……流氓……流氓……
啊，你这尊贵的平民的王冠，我要把你来加在我自己的头上，加在我妻儿们的头上。”

这段如同诗一般的流氓颂歌，用的也是流氓的原始含义。

说了以上这一大篇，是因为端午节。过端午节，自然就想起一个名字──屈原。许多年以前，我在墨尔本华人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提到上海有个评论家叫朱大可的说李白是流氓，还引了朱的一句话，大意是说，除了屈原以外，还没有谁比李白更流氓。我对此说颇以为然，觉得没有什么比“流氓”这顶“尊贵的平民的王冠”更能显示屈原的荣耀了。

屈原是贵族，但他心系平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橘颂》)，坚守自我人格，因而遭谗见疏。他对内改革、对外抗秦的主张不被采纳。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恶劣环境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幸抑或不幸，他被逐出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他不仅身体饱受流放之苦，更是精神上的流浪者，终其一生，他不断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离骚》这篇宏伟的抒情诗中，诗人让为月亮驾车的女神当他的前驱，让风伯当他的后卫，让俊鸟作他的卫士，让雷师作他的侍从，他驾驭着凤凰驰骋，上天入地追求他的理想，却以失望告终。这位既失去地上的家园又找不到精神家园的诗人，最后写下：“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唉！举国没人理解我，我何必眷恋着故都？)

鲁迅写过一篇题为《流氓的变迁》的杂文，概述了中国的流氓变迁的历史。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将自古以来不满于现状，要求改革的中国文人归结为“儒”与“侠”两类。用司马迁的话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鲁迅指出，“乱”和“犯”都不 是“叛”。这个分析也适用于屈原，他当然也不是“叛”，他心里不可能发出项羽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声音，他也不可能象后世的陶渊明那样，“心远地自偏”，远离政治的旋涡。虽然同样是遗世独立的精神漂泊者，陶渊明能把梦和现实分开，创造一个内心世界的桃花源，故可以在艰辛的劳作生活中“悠然见南山”，而屈原却是“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悲苦如斯，最终投江自杀应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非如此，则不是屈原。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作为政治家，他是失败的。他的爱国主义，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投江，更不值得效法。然而长期的漂泊生活，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最光耀千古的诗句，大概是这一句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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