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元恺：我的老师（9）杨儒怀 在杨儒怀从教60年暨中央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分析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鲍元恺     2011年11月12日

 
        我代表杨先生的早期弟子，代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代表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同时受徐昌俊院长之托，代表天津音乐学院——
       祝杨先生身体健康！
       预祝中央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分析论坛圆满成功！
                                              
       我是杨先生手把手教会我最重要的两门作曲技术理论课的。从附中六年级起到本科二年级，杨先生先是我的和声课老师，二年级下学期，和声课没完，曲式课又加进来。杨先生的这两门课交织在一起，我们每周要有六节课见面：四节大课，两节改题。大课在一号楼二层的课室，改题在二号楼三层他的宿舍。杨先生的课，比作曲主课上课时间还多。
      那个时候，师母胡老师在天津眼科医院工作，杨先生每年都要回天津过寒暑假。于是，我们家在天津的几位同学又多了在水上公园，在墙子河边与杨先生假期聚会的机会。有一年暑假，杨先生和天津籍作曲系同学胡海林一起，从北京鲍家街顶着骄阳骑自行车回天津小白楼，早上6点出发，下午4点到达，其毅力可见一斑！
       杨先生反对“纸上谈兵”，高度重视钢琴视奏。无论大课还是改题，他几乎整堂课都坐在钢琴旁边——书上的谱例要弹，讲课的重点要弹，我们的习题也要弹——所有讲课内容都要通过钢琴让我们听到音响。这在当时没有多媒体设备的条件下尤其显得重要。杨先生的和声课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那本通常称为“斯波索宾”的苏联教材，他还要我们把另一本谱例——斯克列勃科夫、斯克列勃科娃合著的《和声分析习题》作为补充练习，我们把两本书的大部分例题都弹得滚瓜烂熟。可以说，我们的和声课是在钢琴上学的。后来，又在杨先生门下学曲式，钢琴视奏的习惯和能力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学习。我的主课老师苏夏先生夸我“基本功牢固，和声干净”，这，都要归功于杨儒怀老师。
       2008年，杨先生获得了金钟奖终生成就奖，他的《音乐的分析与创作》获得金钟奖的理论奖。我想，杨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他的广泛修养是分不开的。他担任过作曲系所有技术理论课的教学，每门课都编写过讲义。作曲理论多学科的广泛研究和教学经验，无疑成为他后来集中在曲式与作品分析领域创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基础。
       杨先生的外语功底，也是他成就学术的重要条件。杨先生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好好学外语”。杨先生出生在北京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留学美国的神学教授，他在辅仁大学专业学英语，英语的功底不言而喻。他在音乐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初期，正值大批苏联音乐教科书进入中国专业音乐课堂，于是他又刻苦钻研俄语。多种语言的修养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杨先生常念师恩。对于马思聪、许勇三这些引他上路的前辈老师，他充满感念。杨先生最重要的两篇作品分析长篇论文，都是潜心研究他的老师马思聪的作品的成果。一篇是《继往开来的历史经验——论马思聪交响组曲“山林之歌”的艺术造诣》，另一篇是以马思聪的十八首小提琴曲作为研究对象的《马思聪小提琴作品的创作研究》。在《继往开来的历史经验》中，杨先生这样说：“《山林之歌》所体现的民族性，不是简朴民间音乐的复制或罗列，而是体现在音乐旋律发展、曲式结构、调式和声、和弦结构以及调性发展的相互配合时，所产生的交响性发展与极有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有机而富于创造性的结合上。”杨先生多次引述马思聪先生的教导：“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外，极端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杨先生在《马思聪小提琴作品的创作研究》最后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值此我国历史发展新阶段，在我们开阔眼界面向世界之时，我们也应该对自己历史的过去，对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成就，要有更深刻，更准确，更客观的评价和认识，以便我们在更艰难的旅程中，不致迷失方向，妄自菲薄，重蹈覆辙！”
       杨先生对于许勇三先生的敬重，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到天津音乐学院工作以后，每次回到母校见到杨先生，杨先生总是说，在天津，要好好跟许先生学习，他是有真才实学的。1979年我参加许先生的研究生班研究巴托克，就是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而做的决定。
       杨先生教给我们的，还远远不止于专业的修养和技能。杨先生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周海宏教授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杨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精神坐标，是一面献身的旗帜，他拥有不可超越的内容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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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许勇三先生
杨儒怀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1年第一期
   
许勇三先生因病不治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在我们心中的那种高尚博学的形象将永远不会混灭！这在我作他的学生期间就已经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是在作为一个对音乐完全无知的中学学生，而他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学者的情况下与许先生结识的，然而，一直到我正式在燕京大学作了他的学生时，都感到许先生是一位谦虚、和蔼、乐于助人、没有丝毫架子的长者，并不嫌弃我的无知。因此我在年轻时就有可能向他学习到许多基本的音乐知识，打下了往前发展的良好基础。他一向简朴的生活，朴素的衣着以及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先生和我们都有过日伪统治时期的艰难生括经历。当时他宁愿在家以招收一些私人学生维持清淡艰辛的生活，也不愿意投靠日伪任职；始终采取与日伪当局一切音乐活动不同流合污的态度，拒绝任何邀请，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 
 许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音乐家、繁育家。在教学中他不仅能担负教授各种基本理论课程，还为学生开设多种选修课程。我最早对亨德米特的作曲理论的学习和对美国现代音乐的了解都是我在五十年代初期在燕京大学学习时，由许先生的教授而接触获得的。同时他也是一位严肃的作曲家、理论家和研究学者。他在天津音乐学险领导着对巴托克音乐的研究，而他自己对巴托克研究的重要成果也开启了在我国音乐界对巴托克音乐研究的先例，因而许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教学工作者应有的形象：既具有广泛的理论研究基础并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教学者榜样。   
 许先生是一位典型留学美国回国工作的学者，但他并不为美国教学体系所束缚、所局限，拒绝吸收其他国家音乐文化成果。大家都知道美国教学体系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音乐教学体系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在马思用先生被调到燕京大学音乐系后，得到了许先生和音乐系极大的重用。马先生不仅担负教授小提琴和作曲的教学任务，而且还把典型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视唱练耳的教学体系，正式地介绍到音乐系里来，正式开课学习。当时我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但许先生仍然叫我们选修这门课。此外，还聘请法国留学的萧淑娴教授复调音乐；而我当时的钢琴教师也是一位法籍赫克律教授。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在当时的燕京大学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然而给我最深刻的感受，也是我过后对民族音乐的重视起着在认识上极大的转变作用的是：当时系里不时地邀请一些有名的中国先进的民族音乐学者来音乐系演讲作报告。其中有张鲁、刘炽、李焕之和赵沨等专家介绍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当今新音乐运动以及当时的苏联音乐；并组织合唱团公演马恩聪先生的《祖国大合唱》。许先生的这种博采众长的真正学者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大而深刻的印象，对我们过后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如今许先生已别离我们而去，这也是无法抵御的现实，然而他在为人、作风、学识和高尚的学者风度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财富和榜样，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对这些高尚的品德的继承和发扬将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
                    2000年12月 31
                          北 京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