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范大学、文学院，十年，经历了很多事，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语文水平这么差。无论是“大学语文”还是“现代汉语”，每次给学生上课，必说起“语文”的定义。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化。记得小时候起，到上大学之前，并没有哪位语文老师告诉我们语言究竟是什么。也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明了，只是照参宣科吧。

语文课，是传统的私塾教学之后，在上世纪20年代随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兴起的新课程。简单地说，白话文运动，就是黄遵宪所言的“吾手写我口”的宣言。只是黄先生自己还比较文言，到了1920年代，人们对中国两千年文白分离的现状深恶痛绝的时候，开始把白话文收入语文教学课本。这里要多说一句，所谓“文白分离”，就是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和作为口语的白话长期分离。人们平时说的是白话，可读书写文章时一律用文言文。鸦片战争之后，国内的精英们发现，正是文言文为代表的古代文学作品及科举取士主导了青少年的教育，因此无暇学习科技方面的内容。甚至还把难读难写的“汉字”作为罪魁，浪费了中国人的大好青春。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进行教育改革，开设更多的自然科学课程和西方的文化课程，一是改革语言文学课程。而后者显得尤为重要。开始把语言和文学分立两课，为“国语（当时的普通话）”和“文学”。前者注重于汉字、国语的教学，后者主要是文学。在教学中逐步发现，两者除了汉字教学的差别外，到了课程后期都成了文学作品的选讲，于是两门课还是合并为“语文”。建国后依旧沿袭了这样的传统，唯一的不同，是改进了拼音方案和简化了汉字。

放眼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是怎么安排他们的语文课程呢？这得注意到西文的特色。由于儿童上学前已经大致掌握了口语，亦即掌握了语音、大量词汇和基本语法，当然语法是无意识地掌握的。在语文教学中，需要做的就是规范口语，教授书面语，也就是这样三方面：第一，正音，尽量往标准口语上引导；第二，书写，把口语中的词按照拼写规则写出来；第三，语法，教习构词法和句法规则，使得学生能够认识更多词、书面语更合语法规范。当然，除此之外，还要通过文选，教习青少年经典的文本，让他们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了解和把握经典的文学和民族文化。西方特别注重的是公民的基本读写能力，读写能力实际上就是书面语能力，是文盲和非文盲的根本区别。这也理应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不得不承认，汉字的存在，让我国的青少年花上了比西方多得多的时间来掌握文字。因此，从1920起到今天，汉字拼音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以后再说。这里只提一句，汉字拼音化是基本行不通的）。可从另一方面说，汉语教学基本排斥语法。不教语法，大多数中小学生依然可以把书面语掌握地很好。而西方不同，英语、法语、德语……，都带有大量的构词规则和语法规则。不教这些，全凭学生的口语知识，当然也可以，但一旦教会学生这些明显地规则，对于学习是一种帮助，对于规范化也很有意义。有趣的是，现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却一直没能给出一套像样的语法体系。究竟是汉语本就如此还是研究不力，就有待语言学家的努力了。

这样归纳一下，中国的语文教学，主要任务应该是：第一，正音，教习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第二，写字，掌握常用汉字及书面语词汇；第三，文学文化传统的传授。前两者是基本的读写能力，后者则是文学文化修养的提升。

在这三个方面中，现实中做的最好的应该是第二个方面。小学语文基本上遵循了由简而繁，将常用汉字教给了学生。可是这也经常为人诟病，其主要攻击点就是简化字。现代文和古代典籍、海峡两岸，都是繁简相对。想当初，简化汉字是为了扫盲，而且简化字大都遵循了一定的原理，特别是从古代的行、草书中挖掘出了不少简化字，但确实不便今人读古书。加上古书是右起竖排，阻碍了青少年直接阅读古文。其实，简化字总共2000左右，青年人大可不必过于担心读不了古书。只是这2000字是常用字，也比较烦。简体字方便书写和学习的初衷，在今天看来似无必要了，因为现在电脑用得多，拼音输入法打字很快，学生也有充足的学习时间，不必为几个部件而节省时间，而且简化的往往是有助记功能的形旁部件，也变相增加了记忆的负担。港台的学生不是学习得很好嘛。个人以为，随着教育体系的成熟，回归繁体字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回头看第一点，正音。普通话的教学，在今天看来，除了受到方言的影响之外，普通话的教学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影响。即使教师自身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学生也可以通过电视、音像产品而学会普通话。社会的使用，是促成口语标准化的最大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在两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方言的多样化到今天的标准语基本通行，经济交流、人口流动、教育发展、传媒发达都是重要的原因。记得前些年，荷兰的语言学家就跑到中国来研究工业化对语言规范化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欧洲已经找不到中国这么好的研究地域了。普通话教学的另一个瓶颈，就是汉语拼音的不完善及教学方法不透明。汉语拼音是至今最好的普通话拼音方案，但是其原理，很多小学教师并没有掌握。比如，i，这个拼音，实际上有三个差别较大的发音，分别是“衣yi”、“自zi”和“纸zhi”。有些小学教师就让学生二拼，结果学生拼不出正确的zi和zhi来，不信您也可以试试看。因为zi中的i在z的部位，舌头并不动，如果发为z+i，舌头一定会从z滑动到i。没办法，只好让学生强记，zi这个音就是整体拼读。当然，用国际音标的话，就非常清楚了，只是让小学生一年级的学生学国际音标有点不合时宜。作为教师，应该有相应的教学策略。教参写不清楚教学技巧，教师自然不清楚怎么教才好，只能靠个人的摸索。而普通话的真正培训，只有在北京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才能见到。但即使是科班考取的学生，如果想学得赵忠祥样的口音，也得另外大交私人讲学的费用，才入得门庭。其实，国际音标应该纳入中学语文的教学，甚至是小学高年级的教学，可以只教而不考。国际音标，不仅仅方便学英语，对于普通话正音也大有好处。当然，这里还得补充一句，所谓国际音标，并不是一般的英语词典中的那种音标，而是国际语音学会制定的音标，用IPA谷歌一下就明白了。英语词典中的音标是英美人士对国际音标根据英语的不同修缮方案，如英式英语主要是DJ音标，美语主要是KK音标。

下面再说文学与文化教学。这方面的教学既可以让年轻人学得一些传统文化，也可以学得谋篇布局修辞之法。这块内容，现在的教学确实搞得不太好。一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文化常识，结果是学生考完了就忘。二呢，是让学生归纳段落大意，写中心思想，特别是写某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什么。老师上课并没有讲清楚动人的时代背景、真实的作者生平、待研究的写作心态，学生只能靠老掉牙的理解方式，把鲜活的文章读得死气沉沉。这也涉及历史教学问题，在非重点的中小学校中，罕有几位历史老师，能把历史讲得激扬。语文老师就更没这个本事了。教参也不可能达到教学所需的深度和细度，因为这种度靠的是教师的内功，靠的是教师对于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积淀。这种内功需要在中师、高师教学中打下基础。而我不愿说的是，现在这两种教育并不能造就出合格的中小学教师。这样说，很得罪人。就我自己所见，师范生，学得好的一般都考研去了。研究生之后，如果去中学也是进名校。还好，当下名校师资也足了，研究生开始进入大城市的非重点的中学甚至小学了。也许，再过若干年，他们也会进入中小城市和乡镇。我这样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教师就要被批判，被轻视。他们中，优秀教师也不少，靠着自身的努力，尽着教书育人的天职。教师也很痛苦，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教师。因为他想教给学生的，和考试要考察的内容往往是两回事。比如说，他想告诉学生鲁迅多伟大，生平多曲折，文章多深刻，可是最终的考试（中考高考）不这么考。这也不能怪罪教育部，他们也要考虑师资的一般水平，考试太活太深会把教师折腾死。这些深刻的鲜活的知识，在中小学课堂是很难听到的，所以，百家讲坛才拥有大批的少年儿童受众。

社会历史的因素不能多说了，还是回到这样一个议题，较为理想也较为现实的教学策略是什么。首先，是教材的编写，这个争论得很多。这两天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否该收就引起了热议（http://blog.qq.com/qzone/289825598/1249969768.htm）。鲁迅的文章当然应该收，要在篇目上选取更有意思的文章才好，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既容易讲明历史背景、学生也感兴趣。拒收像《秋夜》类的文章，秋夜通篇是暗喻和象征，没有历史背景的充分阐释，是没法理解的。学生读了就是受罪。对于重要的作家，要嵌入时代背景来理解，让文学和历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启发式地思考中把握文章的情绪、感情、思绪、立场。鲁迅的文章是不好读，可连鲁迅的文章都读不出个大概，何谈中国文学的教育。鲁迅的文字是艰涩，可是有老舍、沈从文乃至史铁生的文字。不同作家的不同特色，正是教学中理所凸出的内容。其次，是考试改革；再次是师资培养的改革。这两点都不是个人能力所及的方面。每个人都只能做好分内的事情。

最后要说的是，汉语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终结。作为口语的白话在书面化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最终定型。百年来，我们的文学家通过个人的实践不断丰满着白话文的文学创作，至今没有巅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呈现。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在变，语文教学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