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选出了新一届的两院院士，83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获此殊荣。科学传播界自然期盼着每次的新科院士都能成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主力，这本来也应该是院士这一崇高的荣誉称号题中应有之义。

追溯院士制度的诞生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荣誉其出发点就是让院士们通过其自身的崇高地位，成为弘扬科学精神和普及科学知识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这一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要塑造一种科学界的公共话语空间，让原本看来隐私的（几百年前的实验室很多具有如此特点）科学研究首先在学术界，并进而在公众中产生重大的影响。

无疑，院士们从事科普和科学传播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他们学识渊博，而且因为钻研日久，很多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对所学专业的系统表达方法。这一点从许多记者与院士们的交流中都可以体会出来。

正如院士制度的初衷所希望的那样，由于院士们的崇高地位，他们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往往更加容易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君不见院士到一些见不到院士的省会之外的二线城市，通常会有地方分管副市长陪同，如果这样的行程中包括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活动，自然也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老一辈的院士们，从竺可桢、李四光，到恢复院士制度后当选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在从事科普方面的积极行动，也成为了科学传播界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对象。

然而，很多科学传播界人士会发现，让新科院士们投身科普更加困难了。尽管从制度层面有了越来越多的鼓励性措施，包括中科院学部建立院士科普工作委员会等，出版社方面也获得了大量国家经费资助来出版院士科普丛书，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客观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

原因之一是院士们越来越忙了。院士们要牵头组织各种各样的课题，充当方方面面的评委，出席名目繁多的活动，通常还要担任诸多学术机构的领导人，有很多时候是兼职。每次中科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当选的发布会上，两院都会强调，院士是一个荣誉称号而并非行政职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院士们往往被赋予大任，仿佛一个项目没有院士就无法进行，没有院士们的评审意见就无法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院士们确实分身乏力，难以在科学传播工作中投入实质性力量。

其次，科学的分工的确日益精密，即便是学有大成如院士者，也会感到通俗讲述所作研究相当困难，何况，公众对院士们所期盼的，往往是一种全能型的发布者，媒体往往不问专业对院士们海阔天空的提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院士会与其“言必有错”不如“三缄其口”。

此外，与其他一些科学家一样，很多院士们也顾虑与公众和媒体打交道是“出风头”，担心会被同行不齿。应该说，近年来科学界这种风气正在日益变强。笔者一直认为，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中国长期以来“报道成绩”型的科学传播和科学新闻报道有关。由于是歌颂成绩，势必隐含着“邀取”支持的嫌疑，而为了“避嫌”，很多科学家宁可选择沉默。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承认自己的工作并没有那么重要，工作中也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是如果承认这些，势必与“主旋律”产生一定冲突。

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毫无疑问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就科学传播界而言，不可能改变“繁忙”的院士这一现状。但是，确实有一些问题可以从传播层面来得以解决。

其一是改变“报道成绩”型的科学传播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任何科学进展都是阶段性进展，科学提供的解决方案也不见得充分完备。如果能实事求是地反映科学这一现状，也就有可能让更多科学家，包括院士，能以平常心参与科普。

其二，任何科学家的知识都是有局限性的，院士们也不是全能选手，有自己的专业所限。就科学传播者而言，在请教包括院士们在内的科学家们或者邀请他们参与科普活动的时候，要向合适的人请教合适的问题，并把合适的人摆在合适的位置上。

无须讳言，这需要科学传播者们，包括科普工作者和记者们自己多下功夫了解对方的学科专业。对于不从事职业科研的人来讲，这确实有一定困难。但是为了让更多的大科学家投身科普，挑战总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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