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院校，科研人员、教师和管理人都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体制，即便是教授、研究员、农艺师职称系列，也都要参比“行政级别”，相对应地比对为部级、局级、处级、科级等等。

新中国成立前，农业试验场、农业大学都没有“级”。追根溯源，今天的农业科研和院校一整套体制，完全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照搬过来的。“苏联”已经沉没20多年了，俄罗斯可能也不搞这一套了，只有中国基本上保持不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业科研和院校的行政级别巍然不动。别看每年都有校长、院长等花大批公款出国考察，要“取经进宝”与“国际接轨”，但这方面的轨半公里都没有接上。由此可见，所谓的“接轨”是有选择性的，对有损于官员利益的事，没有谁愿意带回来学习。

农业科研和农业院校这一套“级层体制”，其实十分可笑。本人曾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在农业科学院工作，亲历演变愈来愈深刻的等级制度，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扫描。

其一，按官位排座次。学界名人排座次，可按技术职称排，可按科研成就排，可按社会名望排，可按姓氏笔画排。如若加入政治因素，排座次就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例如某农业科学院召开重要会议（或举行庆典），在会议主席台就座诸公：第一排正中是上级部门莅临的官员或代表，两边是党组成员、院校级领导，依次是院校长、副院校长、书记、副书记。第二排是研究所或院系书记、所长和管理部门负责人。最后一排才是知名研究员、教授代表。有人质疑专家教授为什么落座后排？原来，前两排的官员也都冠有研究员、教授乃至院士称号。因为是“管”研究员、教授的人，自然就位居其前了。

其二，按权力分项目。科研院校有官衔又有学衔的人，控制着体制内的决策权和研究资源，比如科研项目、课题经费、评职定级、出国考察等。院校长（或书记）高居科学研究金字塔顶端，其下则是所长、系主任和各级管理官员，具有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研究人员往往位居金字塔底部。通常院校一把手挂冠国家项目，二把手领衔省（部）级项目，一般研究人员（研究员、教授）只能主持研究课题或参加研究工作。项目获奖或发表论文，无官位的排序靠后，真正在科研一线干工作的普通研究人员甚至不一定能挂上名。

其三，按行政体制设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和院校本无行政职能，但却是按政府级别设立官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设置的厅、局、处以及党委、监察、审计、财务、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科研院校都要与之对应地设置此类机构。往下还可以再分设处、室、科甚至股，还可以再往下增设“中心”或“分部”，自然就可以称为“主任”或“部长”了，最不济的也给个“秘书”称号，咋听起来你真弄不清楚谁是“几品”了。机构多官员多，每层部门设一正两（多）副官位，有的甚至有“官”无“兵”。上面多层机构多层事，下面就要多出几层机构许多事。为官的都想出政绩，多办几件事，就努力增加人手，于是会议多，报表多。官员整天忙着批文念稿，出会入宴，隔三岔五还要基层巡视，出国考察。

其四，按官场通行“潜规则”。中国传统规则做官能上不能下，科研院校同样是搭建官道上行的阶梯。科研院所和院校官员更迭或补充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上级行政部门委派或“精简”下来的官员，一般都身居院长、校长或书记要职。但他们大多是临时“过客”或短时“避风”，随时都有可能升迁飞翔；二是本单位擢升的“官学两栖”官员，掌握着重要的人权和财权，成果累累，著作等身，在科研领域评奖晋级有绝对话语权；三是曾经“不称职”或“轮替”或曾被“免职”的官员，就发明了所谓巡视员、调研员或助理员的称谓。此类人等在自已的精制名片上，还要在“员”后面加括号注明是局级、处级或科级。因为“官”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是“随身走”的，一直能带到火葬场去，君不见其在撒手人寰之际，也要在悼词中挂上一句“享受副×级待遇”。

在这种等级制度下薰陶的人，还能集中精力潜心研究、教书育人吗？

去“行政化”是科研教学体制改革难以迈过的又必须迈过的“坎”。

佟屏亚新浪博客 （或 http://blog.sina.com.cn/cornexp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