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行传播到公众传播

不同的语言就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观。（Gustave Flaubert）

当《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这本高端的杂志在1968年年初的两期上连载了双螺旋结构（The Double Helix）的内容后，它同时激发了读者对这个议题的赞赏和愤怒。对于DNA结构是如何发现的奇遇，詹姆斯D·沃森（James D. Waston）到底想干什么？他是想自我炫耀，想诋毁他以前的竞争者，想讲述一个科学故事，还是想从这个肆无忌惮的交易中大赚一笔？

批判者实际上对这个诺奖得主进行谴责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个科学家—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写了一本一点也不迷人的作品，即使它十分有趣。

实际上，在这本书—最终成为了一本经典著作—和1953年4月25日《自然》杂志上的那两页篇幅的文章—沃森本人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与社会进行科学传播是一件同自己专业领域的同行进行传播完全不同的事情，沃森对这种区别的了解只是比其他的同事要早一些而已；与社会进行科学传播不是同行传播的简化版本，也不是一种“翻译”，更不是一种简单的教育方式。

不幸的是，科学家们习惯采用的传播方式远非同社会进行科学传播应该采用的方式：虽然科学是和假设以及实证观察打交道的，但是普通公众则倾向于那些听上去真实可靠的故事。

学会撰写科研论文是每个科学家所接受的培训的一部分。自从19世纪以来，撰写研究报告的规范已经十分清晰了。这些报告是用来尽快且有效地传播数据和论据的。其规定格式，每一部分放置的固定顺序，从摘要到文献，科研论文就是按照这个层次撰写的，以便文章中出现的模糊性越少越好；其语言是客观的（没人情味），并且缺乏叙述性情节；其句法也是十分简化的；语义学上也是十分严格的。因而科研论的语言是高度专业且十分精确的，不会有跑题或者修辞手法的出现。

然而，不幸的是，为什么一篇科研论文要这么撰写的根本原因就是同样要让本专业领域之外的科学家难以辨认（illegible）这些科学文献。

而公众传播择有不同的要求：它遵从不同的规范；尤其重要的是它出现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下。在与社会进行观念交流的时候，大多数问题都出现在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不同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