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中国历史，有种莫名的沉重感，这种沉重感是主流教育的结果也罢，是后天形成的钻研也罢，都让我不敢有所懈怠，只是像千百万上岸的海龟一样，往前爬。

    出国那会儿归类算作愤青吧。但牛津是如此的安静，政治的事情永远觉得她太遥远而懒得去搭理，而她自己也什么人都有，大家相安无事，各做各的题目，偶尔见了面，也在酒吧里把酒言欢，决不做伤和气的事情。研究生里有三分之二来自海外，哪个国家都有，各有各的习俗和文化，就像河边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展品，纷繁复杂而错落有致，号称世界上最拥挤的博物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这份拥挤，加上英国天气所带来的宁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牛津关于物理学的贡献最早的一个叫虎克。虎克发明了显微镜，发现了弹簧的工作原理，关于光的理论，虎克和牛顿有非常不同的见解。这种科学上的分歧很快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显然当时虎克的威望和人缘好于牛顿。牛顿有句著名的话，叫做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说给学生和公众听的，而是说给虎克听的，因为虎克是个矬子，还驼背。

    说回沉重感，我所欣赏牛津的，是它的独立，它可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经济，独立于主流学派，收天下奇才而听之任之。我敢保证这样的说法是夸张，牛津一样会因为经费的平衡来挤掉一些研究方向，但在那里做学问的，即使极偏极冷，也能安然自得的做自己的题目。我那时做古典学系的IT管理员，赚点零花钱。那个系有二十多个人，其中一位老先生颇以为得意的是他对古代希腊人名的研究，据他说世界上专精此道的只有六个人。不要以为这种宽容无厘头，浪费国家资财。学问这件事情多数是曲高和寡的，但正因为诸如此类的各式各样的曲高，你永远不知道其中能孕育出来什么。非要急功近利的讲，零三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Tony Leggett在牛津念书的时候，就念的是古典学系。

    这种对学问的宽容，也培养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一个跟一个之间不那么容易说服，高尚点说求真理也罢，不那么高尚的说只是对学问的尊重。而这对学问的尊重，却成了不轻易附庸，不轻易随大流的基础。人民群众的特点是人民能够狂热起来，能够为群情所感染，而因为感染而影响群情。路易十六的老婆玛里安唐妮嫁到法国的时候万人空巷的迎接这位奥地利公主，好像只有她这位公主才能配得上伟大的国王。然而大革命推翻了王权，玛丽安唐妮被推上断头台，巴黎又万人空巷，丢西红柿不算，连她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统统砍掉脑袋泄愤。愤从何来？她不过是个不食人间烟火深宫里的女子。

    当大家都去反对的时候，支持反而成了一种个性。《唐山大地震》里徐帆有一句台词，没了，才知道什么是没了。在国内的人了解不了我们这些漂流着的人的心境。离开英国又踏上去美国的路的时候，我疯狂的喜欢了切。他英勇，他执著，他理想主义。我觉得我会像他，永远去追寻自己的路。然而实践了的，却不一样，那思念，像风筝的线，它贯穿了我的神经，贯穿了我的胃。这个不是愚忠不愚忠的问题，只是一种简单的选择，我选择了一种贯穿了中国人一生的信仰。这种对信仰的执著，无关乎对错，只是它潜在内心里我深夜的时候能想起来，能祭奠一番，有时候也能摧自己努力，不从此的安于堕落。

    如今能畅快的呼吸了，但又看到为了特立独行的不满，为了哗众取宠的叫唤，自己不是清流，也懒得去当别人财路。只是这个一队一队，一堆一堆的这样跟了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又要刮起大流的兴风作浪，而媒体们也乐于煽风点火，制造新闻和事端，捧红谁，封杀谁，纷繁复杂的，一团乱麻的不给人喘气的机会，呜呼，这是得罪了谁。时时在旁边看着，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被前浪后浪推着走几步，我越来觉得累了。放在枕上的书，也变旧了，我也马齿徒增，但两者绝没有联系了。

    听着《给自己的歌》，能了解的越来越少了，这种深沉变成寂寞，但不孤单，因为即便是清晨起来形单影只的走在自己的路上，也有一样早起的人，走在别的路上跟你打招呼。我们的年代，我们的年纪，是去寻找一些能够沉淀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了。历史，洗净了铅华，总会留下一点让后人思考的东西，而这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也是曾经走过的人本该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