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与某企业办公室主任吴坤同车，我禁不住问他：“当年你当过知青吗？”

他说：“我是1974年下乡的，1976年就回了，在大冶金牛的知青点。”

“现在有些人认为，知青是一部‘苦难史’，觉得有被流放的感觉，你呢？”我问吴坤。

“这种说法不对，我们当时在知青点，是过得很快乐的，集体生活。”吴坤从前座回过头来说。

“那你当初是被强迫去的吗？”我开始采访了。

“没有，那时城里就业困难，上山下乡是一种潮流，也没说愿意不愿意，反正跟着就下去了。”吴坤仍然望着前方说。

“有一种说法，知青下乡去，不仅没给农村带来什么，反而成了农民的‘负担’，是这样吗？”我追问道。

“完全不是，我们住在知青点，这个点一般设在大队，由我们厂自己盖的，国家还出了点资金。平常我们主要是植树造林，‘双抢’的时候分到各个小队，参加农业生产。农民当时是很欢迎我们的，把我们当座上宾。特别是如果派饭到他家，他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我们过得很快乐！”吴坤在回忆往事。

“那你看过电视剧《知青》吗？”我问他。

“看过一些，感觉不真实，我们当时是过得很快乐的啊！”吴坤的意思是，电视剧将知青生活写苦了，不是他们当初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可能是因为，你们所在的知青点，与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吧？”我解释道。

“当时我们下到大冶县农村有2000多人，感觉大家下去的时候都挺开心的，毕竟在城里待着也无所事事啊！”吴坤有些感慨了。

“你当时以什么身份下去的呢？”我继续问道。

“那时我高中毕业，是作为厂里的子弟去的。在知青点待了差不多一年，便被抽到公社知青办去了，之后又去当了几年兵。”吴坤谈到这些往事，似乎很兴奋：“前年，我和几个知青回过知青点一次，当年搭建的房子还在，三十多年了，一位老农一眼就认出了我。”

“是啊，那终归是人生的一段经历。”我说。

“不过，现在农村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下放的村原来是稻谷丰产之地，如今好多田地都被荒废了，村里就一些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吴坤显然很担心。

“这个问题去年我参加‘三万’活动时，也有同感。曾经有一位女老党员跟我说：‘农民就应该种地。’她看到田地荒废很心痛！”我也有些担忧，农村的问题已然不是当年知青时代的一些问题了。

“那你后悔当过知青吗？”我问吴坤。

“有什么后悔？当年的情况与现在不同，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毕竟历史环境不同了嘛！”吴坤又补充道：“现在一些知青，还将自己的孩子带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去，让他们接受下教育。要真是像有些人说的是‘流放’，看有谁会带孩子去看自己坐过牢的地方？”

我想也是，就不曾见从监狱里出来的犯人，若干年后带自己孩子回去探监的，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似乎也没有过。

201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