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某同事（ref.）转发给我《扎根理论的运用：误区与策略》一文（何木叶、刘电芝，2022）。

我很快看了一下，很典型的一篇“什么都是扎根理论”的文章。总的来说，何木叶、刘电芝（2022）的最大问题是，“一些国人看到洋人/英文/书和顶刊里的内容唯唯诺诺”，丝毫没有任何批判能力！洋人/英文文献里说什么就是什么。另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譬如，从最初的、洋人提出的“三种编码（three types of coding）（Strauss & Corbin, 1990）”，发展到“三级编码”（见：陈尹，2022，有关“三级编码”的讨论），到这篇文章里的“四级、五级编码”（何木叶、刘电芝，2022，p.1276）。

我翻了一下何木叶、刘电芝（2022）参考的英文文献之后，一点也不意外。正是因为缺乏批判阅读的能力，所以何木叶、刘电芝（2022）才会不假思索地照搬，东瓶西凑，不但没有澄清误区，反而是在制造误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津津有味地咀嚼二手的/洋人咀嚼过的/英文的内容。

我列举以下几处（包括一些之前已反复讨论过的）错误，部分错误我们已在Chen, Feng, Wang & Fei (2022)一文里指出：

1. 1. 何木叶、刘电芝（2022）在该文的的一开始就提到，“扎根理论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是…” （p.1273）。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

2. 2. “…在实践中均须规范灵活地运用以下核心原则：理论生成（theory generation）、同时收集和分析资料（concurrent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编码兼备忘（coding-cum-memo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ative）（Bryant, 2021; Sigauke et al., 2020）。” (p.1273）到底是Bryant（哪一年？2021还是2020？）文章最后的参考文献里，有关这一条的信息有没有错误？Bryant（2020）的解释是正确的吗？Bryant（2020）是这样解释的：“Purposive/convenience sampling followed by theoretical sampling” （p.7）先目的/方便型采样，后理论性采样？

3. 3. 何木叶、刘电芝（2022）根本不区分所谓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之间的差异。

4. 4. 何木叶、刘电芝（2022）真的是在胡说八道。在扎根理论里有“数据饱和”这一说法？“在扎根理论实际研究中，数据饱和与理论饱和的判断、理论抽样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资料收集阶段，为了快速收集有效资料，需要判断数据饱和以避免信息冗余，若数据饱和，则暂停收集资料；接着分析资料，基于分析判断是否达到理论饱和，若未达到，则开展理论抽样。此时又进入新的资料收集阶段，再次判断数据饱和，进而开展资料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判断理论饱和度，若饱和度低，进一步理论抽样……直至达到理论饱和。以上过程体现了同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原则。如果资料收集和分析分离可能导致理论难以饱和。可见，扎根理论研究应不止于数据饱和，需注重理论饱和的判断，且只有经历迭代研究过程，才有助于实现理论饱和。”（pp.1274-5）

5. 5. “发现故事线”（何木叶、刘电芝，2022，p.1275）。是何木叶、刘电芝（2022）自己提出的观点还是别人的说法？又混在一起了，暂且不谈“发现故事线”正确与否。

6. 6. 在“扎根理论运用策略”这一部分（pp.1275-7)，完全错误。譬如，“修改访谈提纲”，“如果理论缺乏解释力，需进一步理论抽样”，“是否解决了 ‘如何、为何’等核心解释力问题，而不是对 ‘是什么’问题的描述性分析（Low, 2019）？”，“四级、五级编码”，“灵活使用编码程序”，各种持续比较策略等。对何木叶、刘电芝（2022）来讲，张秀敏、杨莉萍（2018）等人的研究都是“扎根理论”研究。为什么不是？参考讨论记录。

7. 7. “扎根理论研究并非完全遵循Glaser 和Strauss 最初的处方，需要对不可避免的新变化持开放态度（Corley, 2015），持续改进与更新，才能更有生命力。”（何木叶、刘电芝，2022，p.1277）我翻了一下Corley（2015），看到了Corley和Gioia的合作，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参考之前有关Gioia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