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正式发表的文章]

这真的是扎根理论吗？

——以体育学领域为例

摘要：

目前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文献中存在的大量错误和问题是不分肤色、语言、学科和国家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甄别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包括体育学）里的扎根理论材料。基于以往针对体育学领域中扎根理论运用现状的讨论，本文进一步指出并分析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里的错误和问题以及一些人在了解和掌握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上的偏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国人盲信英文的、外国人写的、书和期刊里的扎根理论内容。在中国及世界其它地方，涉及到这一方法论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标新立异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甚至还出现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一些人为了所谓的学术声誉，不愿公开承认错误，从而严重误导同事和学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同事和学生开始觉醒，变得有能力甄别及批判性地阅读他们所接触到的中英文材料（包括本文），并且通过动手做一项真正的扎根理论研究从而深入了解这一方法论。

关键词：体育科学，扎根理论，中国

Is this really grounded theory? 

— A critical analysis of grounded theory studies in sports science

Abstract: 

This methodological paper critiques the general adoption, mis-use and even abuse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science. Following the critical scrutiny of one of the ensuing variants of the original methodology and two publications from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t is then revealed that there exist a catalogue of errors with regards to the in-depth appreci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d the Strauss/Corbin’s variant of the methodology has consequently taken root in sports science mainly through lack of critiques here. Some of the observations from the Chinese novices have also been reflected upon to highlight issues surrounding the current practices in conducting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Keywords: sports science, grounded theory, China

1. 背景

本文以体育学领域为例，讨论并分析扎根理论应用中的一些错误和问题。英文世界里的扎根理论方法论文献，比如体育学期刊里的一些英文文章，是被中国体育学界的同事经常引用并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作为必读的方法论文献。像其它学科一样，几乎这一领域中绝大部分的的英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错误和问题。张鹏指出，“我觉得外国人误读比国内误读更不可理解，外国人尚且如此，国内的又把外国人说的话奉为圭臬，恶性循环”（私下沟通，2023年1月24日）。在以往的讨论中，我主要针对体育学领域中文文献中扎根理论的运用现状。在本文中，我会针对该领域的英文文献，尤其是两篇被中国体育学领域的同事经常引用的期刊文章 ^[19][14]。在这之前，我先回应翟宗鹏（2023年7月2日）在讨论中提出的、“三级编码不对的点是哪里呀？”这一问题作为本文的铺垫，以重申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的立场。我也会在针对这两篇英文文章的点评过程中穿插地讨论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的部分研究程序和步骤。在讨论这一方法论时，我不采用类似流程图的做法，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极其容易误导初学者的方式。在本文最后的总结部分，我针对目前中国不同学科领域里扎根理论研究做了进一步的反思。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谭富强，王颖，李晗，邹欣等同事给予了帮助并对本文早前的几稿提出了反馈意见。我也犹豫过，是否要把他们列为本文的共同作者。我最终决定没有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批判性讨论，特别是指出中文材料中的一系列的错误和问题，是罕见的作法，因此这些青年同事可能会遭遇由本文中的批判性讨论而引发的各种后果（包括人身攻击、打击报复）。我也完全能够理解，长期以来的批判性讨论，包括发表的中英文文章，树敌无数。但是，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同事和学生的支持就足够了^[8]。还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我和我的同事们选择认同这个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12]共同提出、格拉泽^[7]持续做出解释的方法论（扎根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在盲信格拉泽。恰恰相反的是，我们非常鼓励批判性地阅读任何人（包括格拉泽本人）的材料。 

2. “三级编码不对的点是哪里呀？”

2.1 斯特劳斯和科宾^[18]“合著”的第一本书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翟宗鹏（2023年7月2日）在讨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三级编码不对的点是哪里呀？” 首先，在和扎根理论直接相关的英文文献中，根本没有“三级编码”这一说法。斯特劳斯和科宾^[18]58的说法是“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three major types of coding）。张鹏指出，“是不是本来应该是 ‘三种[主要]类型编码’，而在中国被翻译成 ‘三级编码’？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古早的那一波人不会更改口吻了。但翻译成 ‘三级编码’确实很符合国内的科研环境，因为这样会显得很有 ‘逻辑性’。”（私下沟通，2023年11月13日）

包括这一编码方式在内的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是由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科宾^[17][18]陆续提出的。除了已经讨论过的^[9]，还有一些事件是从未在英文世界里被提及的，其中包括有关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科宾^[18]“合著”的第一本书。在一篇英文文章^[5]中，Andy Lowe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之前有提到过，你见到了斯特劳斯。跟我说一下，那次见面的情况。

Andy Lowe 答道：

在9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我通过征求他妻子的允许，让我在他们旧金山的家中见他，从而直接接触到安森·斯特劳斯。征求事先的允许是必要的，因为安森·斯特劳斯的老弱以及身体一点也不好这一状况。她不情愿地允许我只见他一小时。在我们对话的一开始我就问他，关于这本由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合著、Sage出版、书名为“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书的有关情况。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对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和这本书关联在一起颇感尴尬，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写这本书。他告诉我，朱丽叶·科宾是他的一位学生，为了给她一个面子，他同意写这本书的前言。后来朱丽叶·科宾劝安森·斯特劳斯用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因为这样会对她的学术生涯有帮助。由于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他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同意了（agreed under pressure）。当我询问他更多关于他作为该书合著者的角色，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不仅没有合著该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地读过这本书。

石梓昕在反馈中提到，“这个真相确实让我震惊了……唉我只是觉得可惜，被广为流传的 ‘版本’ 居然是出于这个理由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也也更加理解为何要对扎根理论正本清源……其实我现在还有点生气，现在当我回想起所谓的几个版本之争时，我真的会觉得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而这些改造者又真的是为了促进扎根理论的发展吗，促进扎根理论的发展应当以[方法]的缺陷和不足为前提，而他们根本没有接触到扎根理论的本质。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增添资本而已，巧借名目，玩着文字游戏。”（私下沟通，2023年6月9日） 

2.2 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中的一些错误和问题

2.2.1 到底是谁先提出这一方法论及其操作程序？

回到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斯特劳斯^[17]在介绍扎根理论时表示，除了一些校订和补充之外，扎根理论分析之主要要素、研究阶段及操作、基本操作几乎全部来自于格拉泽。他甚至还鼓励读者读格拉泽的书，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操作。那么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既然格拉泽没有提出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18]，为什么斯特劳斯要提出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在内的一系列改造呢？就这一方法论本身再做进一步追本溯源的话，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的雏形、定性分析的不断比较方法（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是由格拉泽^[6]独自提出、并非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共同提出^[5]。

2.2.2 理论性采样

还有，我在以往的讨论中指出了斯特劳斯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理论性采样。在同一本书^[17]38-39里针对理论性采样的介绍和解释，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

“Theoretical sampling is a means ‘whereby the analyst decides on analytic grounds what data to collect next and where to find them.’…This type of sampling, so essential to the grounded theory mode of analysis, is of course neither the same as is utilized in quantitative research nor subject to the same canons (see Glaser and Strauss 1967). 

Neither is it what Leonard Schatzman has aptly termed selective sampling (Schatzman and Strauss 1973), a frequently used sampling method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Selective sampling refers to the calculated decision to sample a specific locale or type of interviewee according to a preconceived but reasonable initial set of dimensions (such as time, space, identity) which are worked out in advance for a study.’”  

这段话的大意是，理论性采样是研究者基于分析的理由决定接下来要收集什么材料以及从哪里找到它们。对于扎根理论的分析方式，这种采样是多么重要……它不同于定性分析中常用的选择性采样，因为选择性采样是基于事先提出的维度。

在这两段话里，斯特劳斯说得非常好。扎根理论里的理论性采样是什么，并且它不同于选择性采样。但是在同一本书的第13章（问答环节）， 他就露馅了。他^[17]274是这么说的，

“The key point about theoretical sampling is this: Once you have even the beginnings of a theory (after the first day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n you begin to leave selective sampling and move directly to the theoretical sampling.” 

这段话的大意是，关于理论性采样的重点在于，当你进行了最初几天的材料收集和分析后，你开始离开选择性采样并直接转向理论性采样。

在这句话里，斯特劳斯把选择性采样（selective sampling）和理论性采样（theoretical sampling）当作一项扎根理论研究里的两个不同的采样阶段，先选择性采样，后理论性采样。斯特劳斯在这里（p.274）的解释与他在同一本书里（pp.38-39）、对理论性采样的定义自相矛盾。正如上述指出的，斯特劳斯^[17]既然承认他几乎全部地参考了格拉泽提出的基本操作，为什么还要对格拉泽的解释进行改造呢？明明格拉泽^[7]说得这么清楚，从材料收集的一开始就进入理论性采样这一研究程序。

格拉泽^[7]36的原话是：“The general procedure of theoretical sampling…is to elicit codes from raw data from the start of data collection through 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 as the data pour in.”  

请问斯特劳斯，在扎根理论里到底有几种采样方式？作为共同提出这个方法论的斯特劳斯，原来他是真的不懂这个方法论。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斯特劳斯在提出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时做出的贡献，其中包括研究经费的申请以及他[芝加哥]的学术背景带给格拉泽[哥伦比亚]的影响^[8][9]。

不仅作为共同提出这个方法论的斯特劳斯没有弄明白理论性采样，他的学生、科宾^[18]对理论性采样这一步骤做出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解释。科宾^[18]提出了与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相对应的三种理论性采样方式。换句话说，理论性采样又包含了这三种不同的、与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相对应的采样方式。

2.2.3 科宾本人的一些反思及调整

科宾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陆续对她自己提出的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不断修改，以结合现代思想^[4]。她^[4]现在承认，最初的扎根理论已经演变成不同的、扎根于材料的理论建构方式。换句话说，后者未必都是扎根理论。她^[4]甚至还承认，理论建构不再是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的唯一研究目的。

讽刺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在盲信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以及其中的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18]。科宾^[18]58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强调的：“Here we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lines between each type of coding are artificial. The different types do not necessarily take place in stages…”。她^[4]198甚至还进一步指出，开放性编码和主轴性编码是同步进行的（“open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go hand in hand”）。换句话说，开放性编码和主轴性编码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artificial），仅仅是为了解释的目的而已……

她^[4]198的原话是，“The distinctions mad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ding are ‘artificial’ and for explanatory purposes only, to indicate to readers that though we break data apart, and identify concepts to stand for the data, we also have to put it back together again by relating those concepts. As analysts work with data, their minds automatically make connections because, after all, the connections come from the data.”  

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利用简短回答翟宗鹏（2023年7月2日）在讨论中提出的、“三级编码不对的点是哪里呀？”这一问题阐明一个基本立场：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的编码在内的、由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科宾^[17][18]陆续提出的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缺乏学术精神的产物^[9]，更不用说，上述列举的、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中各种自相矛盾和变化多端的地方。总之，借用科宾^[4]她自己的原话，时代变了，知识变了，伴随着这些改变的人也在最大程度上变了。对她而言，扎根理论就是一个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变就怎么变的方法论。请问，难道还要进一步地把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划分为1.0，2.0，3.0，4.0，N.0次版本吗？这真的是一场无休止的闹剧！

3. 针对两篇英文文章的点评

本文的这一部分针对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在英文世界的体育学领域中的相关讨论进行分析，尤其是以下这两篇英文文章^[19][14]。对于一些来自中国及世界其它各地（包括母语是英语的）研究者来说，无法甄别英文文献及发现其中的错误和问题是大多数人最致命的弱点。说得更具体一点，能够批判性地评估英文文献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初学者）还仅仅停留在尝试读懂英文文献而已。

3.1 Weed, M. Research quality considerations for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in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09, 10, 502-510.

Weed^[19]连英文原著都没有读懂、读透，就提出了适用于所谓各个版本的扎根理论的、扎根理论研究八个核心要素（即：迭代过程、理论性采样、理论敏感性、编码/备忘录/概念、不断比较、理论性饱和、适用性/可行性/相关性及可修正性、实质性理论）。Weed^[19]的立场是，目前存在的所谓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都是扎根理论。正是因为Weed^[19]的这一立场，所以他对扎根理论中的研究程序和步骤无法清晰甄别及判断，更不用说发现其中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问题了。 

迭代过程

Weed^[19]提出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迭代过程。正是因为他把所谓几个版本的扎根理论混为一谈，所以当在他解释迭代过程时，他^[19]505是这么说的：

“Data is collected, analys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literature, following which further data is collected to help refine concepts, which is then analys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literature and original concepts, leading to the focused collection of further data.”  

他的解释是，材料收集——分析——与文献进行比较；接着，为了优化概念从而收集更多的材料——分析——与文献及最初的概念进行比较；再进行聚焦的进一步材料收集。Weed^[19]的这一解释完全错误。真正的扎根理论研究不是这么做的，而是在扎根理论研究之初，先收集和分析资料并形成理论，等到理论变得足够扎根及发展成型后，然后再阅读和形成的理论相关的领域里的文献，从而通过进行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和这一领域的文献比较使正在形成的理论达到饱和^[7]。在扎根理论研究之初避免任何特定的文献回顾的目的是让扎根理论研究者对在从材料中发现及形成概念、问题及诠释保持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和开放^[10]。但是，这并不意味在研究之初研究者不看文献，研究者应该看其它实质性领域的文献，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事先臆想的概念^[7]。并且，针对任何领域的阅读可以培养社会学的思考^[7]。还值得强调的是，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当然不是像一张白纸似的、头脑一片空白^[12]。研究者必须有一个视角，帮助其看到相关的材料并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提出重要的范畴^[12]。有关这一视角的更多讨论，见下文。

Weed^[19]当然也没有发现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里自相矛盾及变化多端的地方。比如，上述解释中有关文献的使用这一方面，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一会儿坚持在完成一项研究之后^[18]，换言之，只有在与某一理论相关的范畴形成之后，才去进行文献比较，一会儿又说，在展开一项研究之前^[4]，研究者可以通过文献提出问题用于观察及访谈。到底是怎样？研究之前、之中、还是之后？

Weed^[19]的上述解释中的、收集了最初的材料并对其编码和分析后，马上就与文献进行比较，再收集材料并对其编码和分析，又与文献等进行比较这一做法的错误在于研究者还不知道通过最初的材料收集而形成的概念是否会和最终形成的理论真正相关或会成为这一理论的一部分^[7][10]。换句话说，陆续形成的概念是否和理论框架真正相关还是一个未知数，要等到理论框架初步形成及稳定后才知道，到那时候再与某一领域相关的、而不是所有的文献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7]。我们还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的是，正如某体育学博士生（2023年7月16日，豆瓣小组）质疑的、“All is data原则下，同时纳入访谈文本资料与期刊作为资料，这时候期刊文献作为data，与后期的文献回顾没什么区别额”，把扎根理论之一切皆为材料（all is data）这一思想^[11]当作借口，在研究的一开始就进行文献搜索并进行文献与材料及编码之间的比较^[10]。但是，在已经了解一些文献的情况下，研究者可以对事先已了解的、而非新搜索的文献做交代后，再把这一部分文献当作材料和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比较^[10]。

理论性采样

像许多人一样，Weed^[19]对理论性采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他只看到所谓几个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里都用了理论性采样这一术语本身而已，并且无法甄别对理论性采样这一术语的任意使用。正因如此，Weed^[19]505对理论性采样的解释如下：

“Grounded theory samples data according to issues that emerge from the analysis (or, indeed, to identify anomalies). Data is collected to help refine and develop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that are emerging from the analysis.” 

Weed^[19]的从材料分析中发现反常现象这一做法在其它研究方式里也有。但是，这一做法未必像在扎根理论中、材料收集这一过程是受到正在形成的理论之控制^[12]。扎根理论里的采样（理论性采样）应该是这样做的^[12]，最初的采样决定仅仅基于一个大致的社会学视角以及一个大致的学科或问题领域。在研究之前研究者当然没有事先臆想的理论框架。研究者可以基于一个由“本地”概念所构成的不完全框架，标明其所要研究的现象里的结构和过程的一些主要或总的特征，比如，如果要研究医院的话，研究者知道，医院里有医生，护士，助手，病房以及入院手续等概念。除了这些最初材料收集的决定之外，进一步的材料收集是无法事先计划的。正在形成的理论（包括其中的漏洞以及由之前的回答而想到的疑问）会指引研究者的进一步材料收集。换句话说，理论性目的及理论相关性是理论性采样的标准。因此，Weed^[19]用的“问题”（issues）一词不精确。这些问题是不是属于正在形成的理论的一部分还是分析中的所有问题？换种方式问，对这些问题进行的采样是否受到正在形成的理论的控制^[12]呢？在其它的研究方式中，不是也可以针对分析中问题做进一步的采样吗？

理论敏感性

扎根理论研究者通过在自己领域里的阅读获得思想、风格及支持，从而培养研究者的敏感性，以及在任何领域里的阅读从而训练如何进行社会学的思考^[7]。在扎根理论里，一旦具备足够的理论敏感性，研究者才能够提出从材料中呈现出的理论并对其进行概念化^[12]。

Weed^[19]在解释理论敏感性时，正因为他把所谓几个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统统当作扎根理论，所以Weed^[19]505自相矛盾地说道，

“…the literature in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is analysed in detail as part of the iterative process, rather than at the outset.”  

Weed^[19]的这句话强调，在研究一开始不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

紧接着，Weed^[19]505又认同所谓建构主义版本的扎根理论、查美斯的观点、在研究之初要有一些让研究者变得敏感的概念：

“‘…sensitising concepts’ that act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o form interview questions, to look at data, to listen to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d to think analytically about the data, but that such concepts are a place to start, not a place to end.” 

Weed^[19]的错误是，（1）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怎样才算得上详细？（2）Weed^[19]没有看出所谓建构主义版本的扎根理论、查美斯的问题。比如，查美斯^[2]17还提到，“If particular sensitizing concepts prove to be irrelevant, then we dispense with them.”  （大意：如果这些让研究者变得敏感的概念是不相关的，那么我们就摒弃它们。）

既然有可能这些概念，比如，自我概念，身份，持续时间^[2]是不相关的，可能会被摒弃的，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要用呢？ 

编码

Weed^[19]的有关编码的解释中的错误在于，他以两个不同的目的、描述现象和对现象进行概念化来划分不同的编码。Weed^[19]根本不顾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科宾^[18]和所谓查美斯^[2]版本扎根理论对编码的解释，更别提格拉泽^[7]的解释了。科宾^[18]的开放性编码以及查美斯^[2]的初始编码都是对材料进行概念化。 

就实质性编码而言，扎根理论里只有开放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7]。在开放性编码阶段，研究者就已经要从材料（事件）中概念性地形成编码^[7]。当停止进行开放性编码从而进入选择性编码这一步骤时，研究者只针对一个核心范畴进行有选择性的编码^[7]。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以一个核心范畴进行某一扎根理论研究的界定^[7]。换句话说，在一个扎根理论里只有一个核心范畴。

不断比较

Weed^[19]506是这样解释不断比较的：“…the comparison is between data and data, then between codes, then between codes and concepts, then between concepts and literature.”（大意：在材料与材料之间，编码与编码之间，编码与概念之间，概念与文献之间进行比较）

如果有动手做过一项真正的扎根理论研究的话，我们都会知道，材料与编码之间也可以进行比较。在扎根理论中有四种不同的比较，即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比较、概念与更多事件之间的比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比较、外部比较^[7]。

理论性饱和

当Weed^[19]在分析一项有关人才发展和社会支持的研究^[15]时，他批评道，因为这项研究的研究对象都是成功的运动员，所以这项研究理论不完整，因此尚未达到理论性饱和，未来研究需针对不太成功的运动员进行理论性采样，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扎根理论。结合上述有关理论性采样的讨论，Weed^[19]的这一采样建议（针对不太成功的运动员）并没有按照正在形成的理论之控制从而进行进一步采样^[12]。这一采样方式（成功的运动员——不太成功的运动员）和其它采样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Weed^[19]的这一采样建议完全违背了理论性采样中有关比较小组的选择之理论性目的及理论相关性这一原则^[12]。换句话说，Weed^[19]的这一采样建议是基于结构性条件^[12]，而不是基于正在形成的理论及其范畴^[12]。在其它的研究方式中，比如，发达——欠发达国家，中国的东部——中西部，公立——私立医院等等都是属于结构性条件。在扎根理论中，理论性饱和指的是某一范畴的理论性饱和，也就是说，没有额外的材料能让研究者进一步发展某一范畴的特征^[12]。当一个范畴达到理论性饱和后，研究者继续针对其它范畴进行材料收集并尝试使其达到理论性饱和^[12]。 

相关性

Weed^[19]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在这八个核心要素其中的相关性解释中提到了研究对象真正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对研究问题本身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其它研究方式中研究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譬如，在Weed^[19]针对12篇“扎根理论”研究的分析中，他认可的两项“扎根理论”研究^[1][16] 研究的问题均不是研究对象真正关注的问题。

扎根理论研究之相关性就体现在，研究者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7]。还有，研究者研究的、研究对象真正关心的问题必须从材料中呈现出来^[12]。比如，在Weed^[19]提到的两项“扎根理论”研究^[1][16]中，围绕英国的儿童保护政策对三位男性游泳教练进行的访谈^[1]，以及针对乳腺癌幸存者参与龙舟项目的一系列经历^[16]并涉及参与动机、社会支持、身体的自我感知都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这一做法与其它研究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是针对研究者关心的问题的话，上述这些男性游泳教练和参与龙舟项目的乳腺癌幸存者几乎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配合研究者的材料收集（比如，访谈）。但是这真的是男性游泳教练和参与龙舟项目的乳腺癌幸存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吗？未必！

实质性理论

Weed^[19]506错误地认为，“the theory generated from 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ject does not seek to be generically applicable”（大意：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形成的理论不追求普遍适用性）。事实上，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形成的（实质或形式）理论都可以具有普遍适用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9]。实质性理论是关于某一特定领域，而形式理论是关于一个具有完整普遍性的概念，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关于某一普遍实质性领域的普遍实质性理论^[7] 。

小结：Weed^[19]没有深度掌握英文原著，所以无法甄别所谓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因此他认为它们都是扎根理论。另外，像很多初学者一样，Weed^[19]把其它研究方式中的一些做法和扎根理论里的做法混淆在一起。 

3.2 Holt, N. L. & Tamminen, K. A. Improving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in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Further reflections as a response to Mike Weed[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10, 11, 405-413.

针对Holt & Tamminen （2010）一文^[14]的分析就简单多了，我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因为（1）我在该文^[14]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看到了科宾和第一作者的合作^[3]，（2）我在第一作者的研究^[13]里看到了主轴编码这几个字。这都意味着，Holt & Tamminen（2010）采用的是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14]。有关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的错误和问题，参考本文的第二部分（“三级编码不对的点是哪里呀？）”。

4. 针对扎根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反思

本文以体育学领域中扎根理论的研究现状为例，通过分析两篇英文文章从而进一步反思当前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运用扎根理论这一方法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呼吁，引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体育学同学（私下沟通，2023年7月2日）跟我分享的内容，“关于扎根理论的重新审视”。 

目前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不少人盲信英文的、洋人写的、书里的、顶刊里的内容。在中国，很多同事（包括初学者）没有对其所接触到的中文材料（包括本文）进行必要的学术质疑。即使在有中译本的情况下（暂且不谈中译本里的错误），很多人过度依赖这些中译本，没有养成阅读英文原著的习惯，尽管英文书和期刊文章里有大量的错误和问题。谭富强（私下沟通，2020年12月5日）指出，“他们不读原典，和国内的学风一致，都是转引，随便看看觉得是核心期刊就拿来引用，导致大家以讹传讹，最后成为目前这样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争着标新立异是极其普遍现象。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学术声誉，死不认错，将这些错误进行到底，从而严重误导学界的同事和学生。就连作为共同提出所谓斯特劳斯/科宾版本扎根理论的科宾本人，也早就开始反思并做出了一系列方法上的调整及改变^[4]。如果他们还是不顾英文文献、坚持自己的错误的话，这对学生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如上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体育学同学（私下沟通，2023年7月2日）指出的，“我们照葫芦画瓢都不一定能给发，再推翻大牛，这个穹顶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撼动。外审会被说范式不对，给毙了。” 小黄同学（私下沟通，2023年7月22日）也提到，“原来学术圈盛行的观点也不一定是对的……学科发展的推动需要学术争鸣，但是学术 ‘大牛’拥有话语权，其地位又是难以撼动的，所以想要推翻前人观点举步维艰。做研究真的需要有敢于质疑权威的学术精神，需要追根溯源思考问题， ‘人云亦云’只能停滞不前。”  

我想反复重申的是，上述这些问题不是出现在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学科，所有国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与很多同事，尤其是青年同事，通过私信、电邮等渠道的日常交流中，让我倍感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同事开始逐渐觉醒，变得有甄别能力，并且能主动指出目前中英文扎根理论文献中的各种错误和问题。比如，欧阳武翀（私下沟通，2023年7月15日）提到，“我看完……文章^[21]后有以下疑惑：1.他的编码方式显得很混乱，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理论编码，哪怕是国内学界误传的“三级编码”也不是这样范式的；2.数据的采样如何能确保理论饱和、他为何肯定41个访谈样本就可以满足研究需求；3.既然扎根[理论]不主张提前预设，为何要有问题提出，这显然违背了扎根[理论]的运用守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私下沟通，2023年7月4日）也指出，“看完……提到的关注研究对象关心的问题而不是让研究者提出问题，感触颇深，对这个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现在知网上各大核心期刊刊载的扎根理论文章，无一不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我是一名年轻的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在读博士，近年来对各类方法的乱用现象感触颇深，尽管作为方法，要服务于研究问题或目的，但绝不能成为装点文章的饰品，仅仅使文章看起来高大上，这是学术界的悲哀。还有一点感触，那就是假如真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文章高大上，那一定是以问题为方法，问题找准了比用什么方法都强。当然，回到扎根理论，我认为这是一种结合了很多社会学方法优点形成的，这也引起了一些习惯走捷径人的觊觎，所以还是要有人做这个方法的护卫者，从自身做起，尽管也想像着有一天能用这个方法做一下研究，但是在没真正弄懂之前，不能人云亦云，为了写而写……”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引用《有感于“扎根理论”“火”了》^[20]一文中的、“老生常谈的话题，连续地、长期地在一个领域辛勤的耕耘，这是王道，也是正道”这句话时刻鞭策和提醒我自己以及周围的同事们。我们始终坚持，只读英文原著（而且是批判性地阅读），尝试动手做一项扎根理论研究等这些要求。如果连英文原著都没碰过或动手做都没做过的话，我们就完全丧失了彼此合作最根本的基础，更不要谈发现并发文章指出英文文献里各种各样的错误和问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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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盏心灯，有感于“扎根理论”“火”了，体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年7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yi1Z6317A-Vw7MwVWu4cTw （Date of access: 28 July 2023）.

[21] 钟伟军. 技术增负：信息化工具为什么让基层干部压力重重？——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电子政务 E-GOVERNMENT，2021，10，11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