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同事（ref.）分享的、林志义，康益豪，杨海晨（2024）之《扎根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的适配议题及理论基础》一文。

这样的搞七捏三一点都不意外，连共同提出这一方法的、斯特劳斯（Strauss, 1987）本人的说法都被林志义，康益豪，杨海晨（2024）忽略得一干二净。

斯特劳斯（Strauss, 1987）本人都已承认了，扎根理论的做法要参考格拉泽的。

有关所谓斯特劳斯/科宾（Strauss & Corbin, 1990）的研究方式的提出，见之前的讨论。明明是婚外情、师生恋的产物，却被当成是扎根理论。现在就连科宾本人（Corbin & Strauss, 2008）都承认了，已经不是最初的扎根理论了，甚至理论建构也不再是研究的唯一目的了。

Andy Lowe（ref.）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之前有提到过，你见到了斯特劳斯。跟我说一下，那次见面的情况。

Andy Lowe 答道：

在9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我通过征求他妻子的允许，让我在他们旧金山的家中见他，从而直接接触到安森·斯特劳斯。征求事先的允许是必要的，因为安森·斯特劳斯的老弱以及身体一点也不好这一状况。她不情愿地允许我只见他一小时。在我们对话的一开始我就问他，关于这本由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合著、Sage出版、书名为“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书的有关情况。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对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和这本书关联在一起颇感尴尬，因为事实上他没有写这本书。他告诉我，朱丽叶·科宾是他的一位学生，为了给她一个面子，他同意写这本书的前言。后来朱丽叶·科宾劝安森·斯特劳斯用他的名字作为合著者，因为这样会对她的学术生涯有帮助。由于安森·斯特劳斯和朱丽叶·科宾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他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同意了（agreed under pressure）。当我询问他更多关于他作为该书合著者的角色，安森·斯特劳斯告诉我，他不仅没有合著该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地读过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