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我心似水志如舟——纪念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史晓雷的博文

我心似水志如舟——纪念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

精选

2021-1-23 09:30

阅读：10014

按：谨以此文献给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中科院之声”公众号今日同时发布。

我心似水志如舟——纪念严济慈先生诞辰120周年

史晓雷/文

楔子

1923年10月12日，法国邮轮“高尔地埃”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10月22日晚，邮轮航行到了新加坡附近，当天是阴历九月十三，也许是海面上的月亮引发了游客的遐想，船舱内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致信远在东南大学读书的未婚妻（已订婚），信中写了一首白话诗，最后一句是“我心似水志如舟”。一方面流露了自己的思念之情，一方面表达了前往法国留学的坚定志向。这位青年便是严济慈，他后来成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应用光学与光学仪器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4年后——1927年6月，严济慈在巴黎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他成了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篇论文是在巴黎大学夏尔·法布里（Charles Fabry）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它发端于法国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和雅克·居里（Jacques Curie）兄弟发现的晶体压电效应，第一次通过实验测定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电流导致石英晶体产生形变）的数据。就在1927年，法布里教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非常欣赏严济慈的这篇论文，因此在他首次亮相科学院的院士会议上亲自宣读了它。巴黎多家报纸同时刊登了师生二人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图1 严济慈（右二）与导师法布里教授（左二）在实验室

同年7月，严济慈从法国马赛乘船返回祖国。过了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在甲板上，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而且是位中国人。严济慈一脸诧异，寒暄之后才知道，他叫徐悲鸿，刚结束在欧洲诸国观摩美术，从新加坡中转登船回国。严济慈问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原来不久前徐悲鸿在《巴黎晨报》看到严济慈的事迹与照片，记忆深刻。徐悲鸿认为严济慈学成归国，必将前途无量，便在船上为他素描了一幅肖像，并用法文题了一行小字：送给我亲爱的朋友——科学之光严济慈。

图2 徐悲鸿为严济慈画的肖像

科学之光

徐悲鸿将“科学之光”的勉励送给严济慈再恰当不过了。严济慈在东阳中学读书时，英文教师傅东华借用古代“凿壁借光”、“萤囊映雪”的典故为他取字“慕光”。他一生“慕光”不已，后来在应用光学与光学仪器方面贡献巨大，完全无愧于当年“科学之光”的勉励。

严济慈回国后，同时担任了四所大学的物理、数学教授，它们分别是上海的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他要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每周课时多达27个小时，有时一天竞达7个小时，忙得不亦可乎。

1927年11月11日，严济慈在南京与张宗英完婚。1928年夏，严济慈获首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甲等研究补助金第一名。第二年初，他携夫人前往法国，相继在巴黎大学法布里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期间与居里夫人有过数次接触，并得到她对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的支持。1930年底，严济慈夫妇携在巴黎出生的次子严双光（他们的孩子均以“光”字入名）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正是在北平，迎来了他科研生涯的黄金时段。

1931年初，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聘任严济慈为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主任（所长），同时请他筹备镭学研究所。时年严济慈30岁，正年富力强，加上他科学报国心切，以研究所为家、身先士卒，常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研究所工作，不出几年两个研究所人才汇集、声名远播。当年由他延揽到研究所的年青人如钟盛标、钱临照、陆学善、钱三强、吴学蔺、杨承宗等，后来均成了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图3 1931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同仁合影

（前排左二严济慈、左三李书华、右三饶毓泰、右一吴学蔺；后排左一钱临照、右二陆学善、右一钟盛标）

1932年，严济慈、钱临照合作在《法国科学院周刊》第194卷发表了论文《压力对照相片感光性之影响》。这是该刊第一次刊载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取得的科研成果。从1932年起，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严济慈一共与他人合作完成41篇论文，占他1938年前所有53篇论文的77%。由此可见在研究所初创的6年间，正是严济慈科学研究的鼎盛期。不但对他个人而言如此，对物理研究所也一样，据严济慈1949年底有关该所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研究所成立约20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共发表论文80余篇，占20年总发表论文量的七成多。

七七事变后，北平研究院被迫南迁。物理研究所几经辗转，于1938年下半年安置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龙泉观。抗战时期，神州涂炭，科学火种大半维系在西南。小小的龙泉观，便聚集了两位浙江东阳人主持的科研机构，一个是蔡希陶主持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前身），另一个便是严济慈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国难当头，物理研究所转向应用研究，以服务抗战所需，主要开展了三项工作：制造水晶震荡片、应用光学和物理探矿。光学仪器生产任务紧急时，他们还要招收、培训学徒，严济慈亲自指导、示范磨玻璃、磨镜头。他后来回忆道：

在几年里，我们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供医疗和科研教学需要；还有一千多具无线电报机稳定波频用的水晶振荡器；三百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抗战军队和盟军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以前都要进口。更重要的是，我们因此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制造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还有十多人到了北京等地办光学研究所，他们都是骨干。

钱临照后来也回忆说：

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我们全所的工作人员在严先生的领导下一齐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仔细检验，认真装配……。回想当年，虽苦犹荣，不禁再次感念严济慈先生对科学的一片赤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战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史专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43年春曾到黑龙潭物理研究所考察，并与钱临照会谈，两人相谈甚欢。李约瑟写道：

这里的研究所，在严济慈博士和钱临照博士的领导下，几乎完全转向了战争生产，建立了一座非常重要的工厂来研磨显微镜、望远镜等的镜片。

正是由于严济慈抗战时期领导物理研究所的杰出工作，1943年国民政府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授予其奖状：“查严济慈先生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兹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特给奖状以示激励。”1946年，严济慈因抗战所做贡献荣膺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景星勋章”。

为国筹思

1948年3月，严济慈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物理学共7人）。旋即新中国胜利在望，严济慈本想利用难得的和平时期继续研究工作。不料，郭沫若亲自登门，请他“出山”。

原来，1949年3月，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在全国胜利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并由郭沫若负责。9月，《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拟定，准备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整理改组，成立新的“人民科学院”。这也是后来中国科学院的雏形。9月中旬，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会见严济慈，希望他能参与即将成立的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严济慈有些犹豫，因为他知道科研人员一旦离开实验室，科学生涯也将结束。谁想郭沫若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你的话是对的。不过倘若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是更大的好事！”就这样，严济慈开启了他后半生为国筹思的征程。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严济慈担任院办公厅主任。1950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

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严济慈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他把亲属留在北京，只身前往东北开辟草莱，直到1954年东北分院撤销才返回北京。1955年6月，严济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时任技术科学部主任。

1958年，中科院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济慈不但是筹备委员会的9名成员之一，还在学校创办后，亲执教鞭、重登讲台，这时距离他第一次在南京、上海执教已经31年了。他在科大讲授普通物理、电动力学课程，每周3次，一次2小时，一讲就是6年。有一位叫段子毅的学生，当年受严济慈亲炙，后来回忆说：

先生在花甲之年，讲课神采飞扬，声洪嗓大，板书苍劲工整赏心悦目，坐在后排一样听得清，看得明。……同学们都说，听严先生的课比上馆子还舒服。

下图是严济慈在科大授课的讲义手稿，从中可以遥想当年先生授课之盛景。他在教学上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理解，1980年时任科大校长的他在《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文章“读书·教学·写书·做研究工作”。文中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阐述了著书立说与教学的不同，结论是“著书类似于写小说，教书类似于演戏。”

图4 严济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热力学的讲义手稿

严济慈晚年推动了一件影响深远的科教事业，便是由李政道发起的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该项目最初由李政道在1979年提议，得到了严济慈、周培源的支持。1980年5月，教育部、中科院联合发文《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研究生考试的通知》，标志着项目正式启动。随即成立了由严济慈、周培源、王竹溪等25位科学家组成的招考委员会，严济慈任主任。CUSPEA共实施十年，前后招录了915名赴美深造的学子，成为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培养人才的有效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