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与恩师姚远对话

    姚远以笔名行世，西北大学物理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80年调任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现任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理科学报主编，兼任西北大学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及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奉献学术    著书立作

     每当想起姚老师多达16页的《姚远论著辑（1998—2009）》目录，景仰之情便油然而生；每当翻阅起姚老师的“大砖头”论文集，总感觉心中的“大山形象”与姚老师的形象不相符；每次瞥见姚老师和蔼可亲的微笑，马上就“惴惴不安”起来，唯恐自己的学术不够严谨会“露出马脚”。

    据统计，姚老师的个人著作有14部，发表的科学史与科学教育史方向论文有32篇，科技期刊史与科学传播史方向论文114篇，先后主持5项省级社科基金和4项国家社科基金，已指导2名博士和9名硕士完成学位论文，现有在读硕士9名、博士1名，主要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传播的教学、研究及科技期刊编辑工作。

    据一位学者总结，姚老师对出版事业有三贡献：一是耗青春，主编了一份学报，走出了一条艰苦创业之路，即《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二是亲身实践，提出了一个口号，形成一个编辑成才和编辑部建设的模式；三是倾心血，开创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科技期刊史研究，完成了第一部中国科技期刊史。姚老师代表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对清末和民国间的2 100余种科技期刊特别是500余种大学科技期刊作了历史性论证，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技期刊史”，于1999年被陕西省教委评为优秀成果一等奖，于2001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成果二等奖，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与我国台湾合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发表书评誉其为填补空白之作和开辟了科技史研究的新方向。《光明日报》(1999-06-04)、《科学时报》(1999-05-19)、《中国教育报》(1999-06-06)以及《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报刊月报》等报刊发表了17篇书评，称其“首次将区域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史研究，开辟了新闻史研究的新方向”。

    工作之余，姚老师还提出论证并澄清了西北大学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历史事实，从而将西北大学创建时间向前推进了历史性的10年。其中有关西北大学学报及期刊史的论文，《光明日报》于1990年7月24日以《西北大学学报编辑姚远发现西大早期(学丛)为我国最早学报之一》，为题予以报道。关于《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一文，将西北大学校史从1912年前推至1902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1-27)等报和媒体以《西北大学成立百年的证据，清末皇帝朱批开办“陕西大学堂”奏本被发现》为题作了报道。

为人师表    严师慈父

    姚老师始终践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准则，坚持每周给我们上小课，以小课的形式来实现神圣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他曾说过，“女儿是我肉体生命的传递者，你们才是我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递者”，在他心目中我们也同样是他的儿女，朱殊师姐常说姚老师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他的亲生子女。07年毕业的尹晓蓉师姐曾在博文《让我怎么感谢你》中写道，“我喜欢他自称‘老师’，也喜欢他唤我‘孩子’。很喜欢”。我很喜欢上姚老师的小课，全身心地聆听姚老师那种“学贯中西”、“旁征博引”的“传道”。尽管有时候有些听不懂他所讲的自科知识，但不时传出的“醍醐灌顶”和“茅塞顿开”声，足以令我心悦神爽。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姚老师课的日子——2008年12月26，主要内容是关于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和开题的。姚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尽早地确定研究方向，最好研一就进入研究的状态，定下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因为研究生期间的终极目标便是毕业论文。他要求我们在研一上学期培养科技传播史研究方向的兴趣，下学期就着手论文的研究，牢记我们这个方向“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干，边写边学”的特色。

和姚老师的第一次长时间地“亲密接触”，是今年的4—5月，我们4人跟着姚老师编审《依法理财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的书稿。姚老师先给我们讲解编审的方法、步骤、应该注意的问题等，再让我们按照标准的体例工作，最后再挨个地抽查我们的工作，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指导我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编审工作。姚老师常说一个作者一辈子未必能遇到一个好编辑，一个名“作者”的背后必有一个高度负责专业水准极高的好编辑。专业编辑不仅要对读者作者负责，还要对读者、对社会负责，白纸黑字绝不同于红牙白唇，是要担担子的。无论什么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必须做出个样子，绝不能让内行人笑话。工作之余，姚老师带我们到外面吃饭，总是很“绅士”地安排我们几个，每次都像是个非要“尽地主之谊”的主人，每一个细节都令人倍感温暖和眷恋。师妹孙潇曾戏谑说，“姚老师师太绅士了，年轻时肯定迷死过百名少女，50多岁了，还这么有魅力”。

姚老师总是给人带来这样那样的感动，数不胜数，令人“防不胜防”，简直是难以阻挡。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感动，发生在2009年4月24日晚上10半。当晚姚老师给我发了4篇有关《西国近事汇编》（1873—1900）的论文，后经我证实，其中的3篇是迄今为止对《西国近事汇编》研究且已发表的所有论文。记得他在信中要求我先从二手文献做起，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西国近事汇编》相关资料，先把二手资料找到、消化、吃透。之后的日子，相信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像得到。我把《西国近事汇编》的原始资料打印出来，翻着原文查字典，还不时向阿来和老大等哥们“求救”，经过2个月的闭关修炼，总算逛过了“三关”——繁体字关、文言文关、竖体印刷关。现在已记不清有几个周末熬过通宵，幸运的是我把中国早期期刊的“内容无分类、消息无标题、行文无断句”的障碍PASS了，希望我能不辜负姚老师的殷切期望。

“谁言存草心,报得三春晖”，整个暑假我都战战兢兢，害怕自己会因一不小心的“不争气”，伤了姚老师的心。40多天“宅男”的生活，抑或是早起晚睡，抑或是通宵工作白天睡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拟定《西国近事汇编》的标题和翻译原文上，似乎又找到了考研时的那种亢奋状态。也许是因为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总算拟完了早期36卷、428期的标题，并翻译了其中部分传播科学和经济的消息，按时完成姚老师布置的作业。暑假期间，我和姚老师通过1次电话、3次邮件，他准确地指出我做统计表时的错误，帮我明确下一步的方向。开学后，我从小燕、孙潇那得知，姚老师在暑假期间也曾具体指导了她们的论文写作，而姚老师本人还完成了《新青年》和《科学》的11万字的写作。

姚老师常说如果没有3篇以上发表的论文做支撑，写出来的学位论文就犹如没有柱梁的房子，只能是东抄西凑剪剪补补弄出来的“充数品”。因为每写每一篇论文，至少需要看二十几本书，阅读百篇论文，否则根本不可能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在写出论文的同时还能把看过的书和下载的论文消化成自己的。发表一篇论文，更是会经过多次修改和层层把关，自己、导师、编辑、审稿人都会进行反复地修改。如果把这样历经千锤百炼后3篇论文串起来放在学位论文中，作为学位论文的主要部分，便不会担心任何专家的盲审，顺利通过答辩毕业拿证便会是水到渠成。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滴水之恩，当涌泉报。尹晓蓉师姐用“什么来感谢你”写出了自己对姚老师的心声，高静师姐以“我的论文全是姚老师师的心血”把优秀论文的功劳全部“退还”给了姚老师。我呢？一无所有的我又拿什么回报姚老师呢？我不知道！也许“谁言存草心,报得三春晖”能够表达我此时的一些心境吧！

2009-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