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从何时开始？应该有几条必须同时具备的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第一，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来说，应当十分明确，从一开始的研究就要有预设的目的。如果没有一个预设的研究目的，只是出于某种自由爱好而写作发表了一些文字就不应视作研究某一问题的开端。如果那样，对于徽商的研究，似乎就追到了徽商诞生的年代。第二，从研究者的研究起点和水平来说，研究出发点主要不是事实研究，而应当侧重于探索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性的研究，尽管事实研究是探索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基础，但历史事实毕竟都是片段的、支离的、散乱的，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几乎和历史事实的发生都是同时的，那些历史上的私家笔记等都是作者自己眼中的历史事实。记载者或描述者并不是研究者，研究者的研究是拼接历史的碎片，是企图研究历史事实的完整性以及企图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所以，研究起点和研究水平应是某个问题研究起始的标志之一。第三，作为一门学问的研究起始要有代表作的特征：一是要有分量，即要有一定的文字表述量，三言两语固然可以出精品，但作为一门学问三言两语就难以说明问题；二是要有理论研究的力度，即要有理论分析的穿透力；三是研究成果要被学术界公认。四是研究的内容必须是所研究事物的核心问题或主要方面。如果说这样几条判断标准能够成立的化，我们就可以以之来研究徽商研究的起始。

如果用如上判断标准来衡量是适当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学术界关于徽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20世纪30年代。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就国内而言，徽商研究的鼻祖非傅衣凌莫属。他曾说：“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特别是接触到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等等，发现有关徽商的记载甚多。当时最引起注意的，是谢肇淛的《五杂组》内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因而决心进行徽商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曾于1947年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解放前后，从徽商的研究中，又引起我对于明代其他地区商人的探讨……50年代末，徽州民间文约大量流入北京，为徽州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展开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阶级结构、土地租佃关系诸方面的探索。这些研究，使我对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虽然在新中国建国前，准确说在傅衣凌发表《明代徽商考》一文前，虽然我们也检索到有人发表过少数涉及徽商人物和事迹的散篇文章，但就其研究目的而言，似乎还不够理性，谈不上全面系统或规律性研究，更不具备代表作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傅衣凌论文的发表，完全符合以上的几个判断标准，是建国前研究徽商的代表作和奠基作，其学术地位无论从当时看，还是从他后续研究工作成果来看，都是学术界一直公认的，也是在他所在年代无可替代的。

新中国后，我国由徽商研究逐步发展到徽学研究，但在徽学研究中，徽商研究一直是热点和重点（文革期间除外）。明清时代和徽州社会孕育了徽商，徽商产生后，又使明清以后和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商人文化的印记。要研究明清以降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徽商等商帮对该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研究徽商，就必须研究明清以降的历史和徽州社会，二者不可或缺、割裂。从逻辑上说，徽商虽是徽学的一部分，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核心部分，没有徽商的今天就不大可能形成一门崭新的学科——徽学。当然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对徽学的各个方面进行透彻的研究，也就无法真正研究透徽商。徽商，正如张海鹏生前所指出的那样，是徽州社会之“子”，是徽州社会的“酵母”。 正因为如此，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将注视点放到徽州这块被人长期视为神秘莫测的山区土地上。特别是自那以后，研究成果不断迭现，出现了嫁接果相覆盖，连理枝相交通的繁荣局面。

关于徽商研究的学术进程，我们认为，从时间维度上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起始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建国前（1931—1949.9）。这一阶段以傅衣凌为代表的少数人开始搜集徽商等研究资料并进行初步的研究。

二是扩展阶段。从新中国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1949.10—1978.12）。这一阶段表现为研究人员开始增加，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内容扩展，研究程度渐深。不过，文革十年不在之列。

三是繁荣阶段。从文革结束后不久到教育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1979.1—1999.12）。这一阶段是徽商研究发展到徽学研究阶段。徽商研究取得以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专著成果为代表的诸多成果，并开始在新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

四是深化阶段。从徽学研究中心成立到目前的阶段（2000.1—目前）。这一阶段为徽商研究和徽学研究交相辉映阶段。徽商研究成为徽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徽商研究融进徽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在徽商研究的学术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学术造诣深厚、卓有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队伍，形成一支老中青梯次合理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人（根据发表徽商研究论文、撰写徽商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出版研究徽商专著人数不完全统计）。从研究水准来看，这一批人理论修养水平相对较高，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知识根底扎实，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批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位金钱所折腰，大多数潜心学问，有着执著学术事业的精神，同时在研究中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得到很好的发扬，例如《徽州文化全书》20卷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徽商乃至徽学研究的学术进程中，全国性、省际性、地区性的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建立和巩固了专门的学术阵地和园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在安徽大学建立了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徽商和徽学而著名于世的安徽师范大学则先后成立了徽商研究所、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成立了徽学学会，安徽省黄山市成立了徽州文化研究院，安徽省黄山学院成立了徽州学研究中心等，其他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甚至包括一些市县都成立了以研究徽商和徽学为职志或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

在徽商乃至徽学研究的学术进程中，研究成果发表的阵地越来越多。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徽学》是为专门发表研究徽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学术集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师大学报》、《安徽大学学报》、《安徽史学》、《江淮论坛》、《学术界》、《史学月刊》、《学术月刊》、《黄山学院学报》、《扬州大学学报》、《徽州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都大量选发了徽商徽学方面的论文，《徽商》、《中国徽商》杂志则是近些年来为弘扬徽商精神，打造新徽商而创办的专门刊物。

在徽商乃至徽学研究的学术进程中，一些重要会议的推动值得提及。如1990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在安徽省芜湖市联合召开“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徽商研究等诸方面的问题。1993年10月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召开“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讨会”，内容涉及徽商研究、徽学学科建设等诸问题，使徽学以一个比较正式的姿态开始展现在学术界。1994年11月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首届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则推动徽学研究走向世界，影响较大。1998年8月，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了又一届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2004年11月，“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与“国际徽商论坛”同时举行，会上并通过了《徽州文化宣言》。2005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等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徽商论坛”，主旨为“徽商与安徽崛起”。2006年5月，“2006年中国国际徽商大会（香港）徽商论坛”召开，其主题为“弘扬徽商文化，促进安徽崛起”。这些重要的代表性会议为徽商徽学研究起到了影响扩大、凝聚力量、交流协作的作用。

总的说，徽商徽学研究到目前为止，研究成就卓著，成果斐然。但我们也要看到，截止到目前的研究，虽然扭转了以往明显存在的一些不足，但从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来看，仍然催促我们要在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深入，用学术研究成果为社会现实服务。具体说来我们认为似应如下方面继续作力：一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徽商徽学研究，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褒扬徽商徽学文化中的精华，摒弃徽商徽学文化中的糟粕，进一步打造徽商徽学研究精品。二是发扬开放式研究的大气派，克服隐形的学术割据的局面，更不能徽学圈内自说自话，皖人圈内自我封闭，有关方面尤其是要尽快公布资料，提供研究资料查询方便，提供给更多人的贡献学术智慧的机会。三是加强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理论研究和事实研究的配合，全面推动徽商徽学研究。四是打通徽商徽学和其他学科连接的通道，用跨学科思维加强研究徽商。五是推动徽商徽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使之成为广大民众的公共文化产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鉴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在安徽财经大学领导的支持下，组织力量，汇聚到徽商徽学研究的队伍中。2005年，我们组织成立了“历史文化研究所”，隶属于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07年，由于学校内部编制体制变动，改隶政治学院至今。目前研究所共有成员10余人，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徽商徽学研究（另两个方向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和“区域经济文化研究”）。自2004年起，在经济学硕士点，开始培养有志于徽商徽学研究的学生。自2007年起，专门史硕士点开始培养研究生，连续三届招收了徽商徽学研究方向学生。此外，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亦有一批研究人员长期将徽商徽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在徽商徽学研究大部队的带动下，结合所在学校的条件，做一些拾遗补缺的研究，为徽商徽学研究做一些添砖加瓦，并在此基础上力争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择了几十个题目进行研究，基本要求是力争在“三新”（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上下工夫（三者具备最佳，但至少三者避居其一），行文要求统一格式，单独能成篇，合则能成书，本书便是从部分研究者合作写成的一部专著，取名《重向新安问碧流——多重视角下的明清徽商研究》，现捧呈读者。我们深知，本书作者虽然有的在徽商徽学研究方面也早就介入，但取得的成果却较少，而且，在安徽财经大学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团队也较晚，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这支团队要更加勤奋努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于安徽财经大学学科建设之公和于个人学术发展之私都是需要的。同时，我们也更需要其他学术团队、各位专家学者的扶持、提携和帮助。当然，最直接的，我们尤其期盼得到读者您对本书的尽快的批评指正。（曹天生）

     《重向新安问碧流——多重视角下的明清徽商研究》“ 前言”，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王金丰、李强、张晓婧、陈艳君、曹天生合著，责任编辑：周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