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请注明出处：里克·安德森著；王钰，杨燕译  池呈校译. [EB/OL].[2014-10-20].科学网，http://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14/09/16/meet-the-new-economy-of-letters-same-as-the-old-economy-of-letters/

去年秋天，在一篇名为《文章的新经济》的有趣但严重脱节的专栏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吉尔·雷珀尔思考了知识分子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她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棘手”。她认为是有多重原因造成的，既包括学术界持续存在的性别歧视，也包括学者一直拒写值得一读的散文。她接着表示大学出版社的长远前景看不到光明。

文中几个段落都值得全文引述。下面是其中一段：

记者文章写得好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为钱写作：他们为读者写作。历史上，在学术出版体制——即学术期刊和大学出版社系统下——学者不为任何东西而写作。由于学者们从大学领取薪水，因此他们有经济能力这么做。并且，虽说学术期刊和大学出版社希望拥有会为出版内容付费的读者，但即便没有这些读者他们也能维系；他们的出版物一直被所属的大学订阅。大学出版既适合需要出版的学者又适合那些任务就是出版这些学者作品的出版社。它不奖励清晰度、优美度或及时性，也不把满足读者或获取利润作为优先考虑，因为学术出版体制的目的不是实现上述种种：其旨在促进学术发展。

对于这段话的大部分，我能说就是“是啊。”尽管我总是回过头看那傲慢的断言，也就是学者不为“任何东西”写作——相反地，学术作者写作一定是有报酬的——值得赞扬的是，雷珀尔在这里解释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出版商可能会惊讶地得知他们已经能够在没有付费读者的情况下继续维系了。）

然而，事情开始微妙地走向了下坡路。在接下来的一段中，关于学术写作和出版商的有用性，雷珀尔将重要但存在争议的观点做了一个有趣的混合：

这套安排已经产生了一个由精致的知识堆积而成的巨大高山，被一条由可怕的散文汇集成的巨大护城河所包围。山的高度是否比护城河的宽度更大已经饱受争议，但也许将不再重要：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学者写的很多东西将是并且应是为其他学者而写：专家常常正好是最充分和最复杂的思想交流最需要的正确受众。但在数字时代，这些交流可以通过不再需要（原文如此）出版商的出版形式来实现。

“精致的知识”？没问题。“可怕的散文”？毫无疑问。“不再需要出版商的出版形式”？嗯，让我们再一次保留这一观点。

从文章中这个观点开始，雷珀尔的说法开始变得更富争议性。我想，很可能有一些大学董事要求大学出版社提出“创新议程”、“大概念”和“品牌愿景”，但我可以肯定的说，我所属的机构没有这些情况。我并没有从情况类似的同事那里听到很多这些方面的抱怨，却也没有系统地调查过。从学术厨房（Scholarly Kitchen）的经营大学出版社或为之工作的读者那里了解到，他们上级的期望是否正在以这种方式布局，将会很有趣。

我还想知道，“通过谷歌搜索，学者们作品中的大多数都能被任何想要找到的人查找到”是否正确。当然，对正式学术出版物的引用能被查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们几乎总能被“找到”——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能被阅读。很多可以；很多不能，除非读者愿意并有能力购买访问权限。然而更有问题的是下面这段：

每天，更多的学者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为更少的钱写得更多：他们自出版、发推特、写博客还有上MOOC。这在很大程度是好事，特别是在传播知识方面。但是公开和公开精神不是一回事儿，并且，为了自身利益的公开发表，被认为是一种价值衡量——一些终身教职评估通过计算“点击数”进行——关注度代替引用量作为学术作者的补偿。这里有个问题在于：同行评议制奖励制度不透明，但是搜索引擎甚至连极为优秀者都不奖励。

注意这段中修辞的升级：首先，雷珀尔说学者正在创造免费网络内容，而以前从未有过，她又描述为或多或少的无偿写作。然后她声称“一些机构的终身教职评估是通过计算‘点击量’来完成的”——她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支持这一论述。（当然也许有一些学术机构在教师评价中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方法，然而我十分怀疑有人通过“计算点击量”顺利完成终身教职评估。）她接着继续击溃了一个基于无论证断言的稻草人论证，就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公开发表”，被当作一种衡量学术价值的严肃方法。再次，也许有人会相信，但是我想不出有任何学术机构会根据“为了自身利益的公开发表”来做任职决定。（如果有谁知道这样的例子，请纠正我。）

搜索引擎公司一般不公开他们的排名算法，所以很难说雷珀尔说的“搜索引擎甚至连极为优秀者都不奖励”是否正确。为讨论的方便，让我们假设这是真的。然而，她的论述的问题是，事实上任何标准的引用计量方法都奖励优秀者，正如那些反对影响因子的人多次指出的那样：高引用率也许意味着期刊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开创性文章，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仅仅发表了许多具有争议性话题的文章，甚至意味着所发表的文章经常被其他期刊的作者当做糟糕学问或欠佳科学的示例进行引用。

雷珀尔用一个评论结束了她的文章，“在这个比起研究和报道更重视观点和个性的网络文化中，学者们热衷于直接接触广大读者，如果他们愿意提供傲慢且未经证实的观点，推销他们的工作，甚至将自己的生活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将有最大机会获得成功。”现在的“网络文化”与过去的印刷文化有着怎样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是不清晰的——并且这点看起来尤其重要，鉴于她写在文章最后的一段话：

最重要的是，大学出版社（应当）将反对网络时代的一些势力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些势力通过发现、培养，还有果断提升那些贡献刚好同时对大学和大众负责的激情学者，从而减少了研究机构最令人兴奋和重要的思考者。

在我看来，雷珀尔混淆了对于流行写作的奖励与学术写作的抑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有见地的评论，可以参看乔·埃斯波西托上个月的关于公众和学术知识分子的绝妙文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大学出版社去反对“（相反的）…这些减少了研究机构最令人兴奋和重要的思考者的互联网时代势力，”会是什么样的。这些势力包括性别歧视（她说“少数女性知识分子”愿意“提出傲慢且未经证实的观点”等）；不透明且沉闷的学术写作；查找和奖励“为了自身利益的公开发表”；还有公共话语总体上嘈杂的氛围让“谦逊者，无任期者，和政治温和派”沉默。

大学出版社，你怎么说？你同意这些挑战是真实的吗——你是否愿意并准备好迎接和面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