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建所30周年，我受邀参加会议。由于往年5-6月之交是论文答辩的季节，加之今年党派要换届，无法确定是否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没有告知能否参加会议。结果没有其他事情冲突，因此临时决定就来开会了，以致报到时在“邀请嘉宾”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昨天下午坐动车到的，晚餐上见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也有许多不熟悉的面孔，这些年因为一直在从事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单位工作，感觉与历史地理渐行渐远了。

 

今日（6月3日）上午举行庆祝仪式。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到会，葛剑雄先生在日本开会，没有看到周振鹤教授。邹逸麟先生作为老教师代表（其实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的创始人之一）发言，他的发言很客观，他指出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实是全国多家单位合作的成果，实事求是，令人敬佩。史地所有个别年轻人，目中无人，自以为自，“牛”气得狠，形成鲜明的对比。会议第二节时兄弟单位致辞，我也临时应邀致辞，因为是最后一个，已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也就长话短说。我的致辞主要内容是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过去30年的一个评价，概括为“三个一”：打造了一个历史地理学术研究的高地，树起了一面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旗帜，建成了一个历史地理人才培养的摇篮。然后，祝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今后的岁月能在历史地理高地竖起更多的丰碑，能把历史地理旗帜举的更高，能把历史地理摇篮建的更好。

 

在致辞中，我还点到，我是史念海先生的弟子，邹逸麟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1992年）的主席，我在《天人集：历史地理论集》中用到我和谭其骧先生的合影，我差点成为周振鹤先生的博士后（1995年，当时表格都填了，后来因为我已博士毕业两年而作罢，因为当时博士后只招应届博士）。其实，我还有想讲而没有讲的，第一、二、三届“谭其骧禹贡基金奖”我都有论著获奖，第一届获奖论文是“二千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发表于《地理学报》），二等奖；第二届获奖著作是《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届获奖论文是“中国疫灾分布变迁规律的研究”（发表于《地理学报》）。连续三届都获得这个奖的，在同辈历史地理学者中恐怕只有我一人。第四届我已过了参评年龄，从此便与这个奖项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