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坐飞机是1989年的10月，从北京起飞，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宽体波音737载着我们在莫斯科降落的时候，飞机上的所有前苏联乘客为中国飞行员的熟练驾驶技巧欢呼，或者说是为安全着陆鼓掌。那次飞行，虽然过去了很久，因为是第一次乘飞机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飞机上不可口的西餐、酸不唧唧的干白葡萄酒还让我回味。

后来回国探亲、再后来回国工作、再以后去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工作访问，来来回回的往返于欧洲和北京之间，飞机好像很少有晚点的。

但是到了1998年春天，我利用寒假又去了过去工作过的实验室工作了3个月，返回的飞机从杜塞尔多夫经阿姆斯特丹到北京。我记得为了这次旅行还专门买了一个硬壳旅行箱，结果临上飞机的时候，怎么也扣不严实。我用绳子捆好箱子，交托运后就去安检，随身还带了一瓶细胞。安检的时候，德国警察问我粉红色的液体是啥，我告诉他是细胞。当时的安检没有现在这么严格，警察很容易地就将我放行了。我在候机室等飞机的时候，听到喇叭里喊我，我没有理会。到该登机的时候了，机场广播说我们的飞机晚点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场通知说，我们到阿姆斯特丹的飞机坏了，要我们全体改签其他航班，我拿着票，和另一个要到北京的德国人一起，改签了经巴黎飞北京的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我们只好又一次经过安检进了候机大厅。经过安检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我的箱子在传送带上，里面的东西还能看见……。

当时手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也舍不得花钱给家里打国际长途。等第二天到了北京已经晚点了8个小时，本来是凌晨6点的飞机，结果下午2点多才到达。到了北京结果根本找不到我的行李。法航的人让我出示我乘过他们飞机的证明，我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把登机卡扔掉了，飞机票是荷兰航空公司的。更要命的是我还帮一个朋友给他父母带了些礼品。正在我着急的时候，发现和我一起在杜塞尔多夫改签的那个德国人行李也没有到，我就和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说，让这个德国人给我证明是否可以。我又央求那个德国人证明我们是一起改签的。幸亏那个德国人愿意帮助我。法航的工作人员，是个中国女孩，承认了我乘坐了他们的飞机，给了我400元钱，说让我买双鞋，还帮助我打电话通知了我爱人。第二天，他们给我在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说行李到了，我拿到行李的时候，看见上面打了打包带，严严实实的。回家后检查里面的东西，啥也没丢。

这以后，再乘飞机，晚点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一年带老婆孩子去丽江旅游，回家的时候，在丽江机场整整等了8个小时。我们打扑克的时候，遇到了1983年演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那个香港演员黄日华。有个小伙子拿着登机卡让他签名留念，上飞机的时候，还和安检小姐商量留下了本该撕下的那一联。

前几天，我去厦门出差，去的时候，飞机晚点了一个半小时，回来的时候，候机口写得明明白白，准点登机。我暗自为回家顺利高兴，一起出差的朋友给他的司机打电话说让准时来机场接我们。结果我们准时上了飞机，机长却告诉我们，因航空管制的原因，没有起飞时间，我朋友的司机已经到了莘庄，接到我们的电话以后，他说先回家等我们的消息了。幸运的是在飞机上等了不到40分钟，我们的飞机就开始滑行准备起飞了。可是，很快就又听到广播说，飞机有故障，得地勤人员决定是否能够马上修好。飞机被拖到了修理车间，我们被告知说飞机需要大修。如果需要改签，请大家和乘务人员联系。我前面有个小伙子突然睡醒了，回头问我是不是到虹桥了，大家不禁莞尔。

 多数乘客选择了改签，乘务人员拿着我们的登机卡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们，航空公司决定给我们换一架飞机，这样时间比改签要快一些。时间在缓慢的流淌，旅客们的耐心也在慢慢消融。终于有旅客向空姐提出机场办事效率不高，要求有说法的呼声了。

就在这个时候，新飞机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摆渡车也来了。我们大家依次又上了摆渡车。还有2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在空姐和安检人员的搀扶下，终于微微颤颤地下了飞机。让大家感动的是，摆渡车开到了老人身边，降低了车身，让老人上了车。

飞机终于起飞了。不知道是谁，中午吃多了蒜薹，一路上让我们忍受着含蒜薹味道的臭屁。一个半小时的飞行结束了，我终于在晚点3个小时之后安全抵达了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