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鞋子、袜子来，帽子高高在上、地位显赫。它占据了人的制高点，比赛第一名叫冠军，高兴了要弹冠

相庆。和‘穿小鞋’不同，戴高帽是不少人喜欢或起码不反感的。这里的高帽是虚化了的帽。还有一顶虚化

的帽子叫绿帽子，那是千万戴不得的。

古代，帽子是身份和官衔的象征。以貌取人往往是以帽取人。随着时代进步，帽子家族兴旺。遗憾的是这个

家族反倒不太受现代人的青睐了。不知道这一点是否又有点返璞归真的味道。说是要衣冠整洁，可有几人戴

冠了？他们用他们时髦的发式来装饰他们的脑袋，以至于发廊比米店多，进发廊不比进服装店次数少。

回到文革年代，年轻人崇尚的帽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的那种军帽。有人就以顶这么一个

帽子为‘革命’和‘紧跟’。没有七姑八姨可弄到军帽的，就会去抢。于是，骑自行车从行人头上掀军帽也

就成了那时不少见的街头一景。

我在文革时代是不能戴绿军帽的，虽然很近水楼台。大学毕业到广东解放军农场，就在正宗绿军帽持有

者的眼皮底下劳动。可我买了个大斗笠，足有把小伞那么大，是用竹子编的，衬着油纸。这个斗笠用处

可真大，除了遮阳避雨，田间休息时，还可以放在湿漉漉的地上当坐垫。它真成了我这个城里人的心爱

之物。以至于我在农场劳动结束，再到工厂接着劳动时带在了身边。不过，到了厂里，它就成了鸡肋。

在机床边干活时，只能戴帽檐小的工作帽。不管是大帽檐的斗笠，还是小帽檐的蓝布工作帽，一天里

戴的时间还都是有限的，有一顶帽子我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戴着的，那就是‘臭老九’，直到粉碎

‘四人帮’。

也许地球的变暖，也许人们的不怕冷，如今帽子的御寒功能是大大衰退了。它的识别功能倒在团队旅游时

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君不见，名山大川中闪动着颜色各异的旅游帽。我上大学时，我们北大和清华在颐和

园的昆明湖里划了游泳区，北大同学戴红帽，清华的戴蓝帽。自己学校的救生员只要盯着自己颜色的游泳

帽看就可以了。

回到上海近二十年了，不要御寒，无须识别，我就没有正尔八经地戴过帽子。有一次例外。那是盛夏的一

天，我到家对面发廊去理发，无非是天热图近，没想到给理了个比郭富城还郭富城的头，事后才知道这个发

廊妹原来只把理发当第二职业。我可惨了，怎么见人，情急之下，只能化一百多元钱买一顶假发作帽，顶在

我其实并不秃的脑袋上，大热天的，倒来了个哭笑不得的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