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

——客家土楼索古之二

客家人的前身是中原的世家豪族和家客，客家土楼的前身是中原的坞堡壁垒。

世家豪族和坞堡壁垒，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两者相伴相随，成为这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势力在当时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迅速发展，日益成为社会的一个独立经济形态和强大的政治支柱。在外族的侵扰和农民的起义，在战乱烽起云涌的中原大地上，富家豪族需要自卫保全，宗族需要维系传承，在这种形势下，原具军事性质的坚壁、坞堡，演变成了世家豪族聚族而居和防御自卫的民用建筑，何兹全先生对这一历史趋势是这样概述的：

经过东汉二百年来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已经形成为强大力量的世家豪族，通过对黄巾起义的镇压，便突破统一帝国的躯壳的束缚而成为半独立的地方割据势力。

每一家豪族所有部曲、宾客、家兵的数量是很大的。一家往往有数千家。

为了防御敌人的进攻，他们修建了高大坚固的坞壁。①

一、世家豪族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世家豪族，《汉书》里多用“世家、富人、豪杰”、“豪强”；《后汉书》多用“豪族”、“大姓”、“巨姓”、“大族”。

“豪族强宗，从战国开始就一路发展下来。它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氏族贵族。”“秦汉时期的豪族，一部分是战国时代的贵族强宗延续下来的，一部分是新发展起来的，这一部分中，有的是以经济起家的商人豪富民，有的是以政治起家的官僚贵族。”②（《何兹全文集》第五卷第246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世家豪族，一是有钱，二是有势，三是有土地，因此世家豪族是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战国时天下豪富已经很多。

     西汉初期，为 了同样的目的，汉高祖刘邦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十余万户。”这些豪强，都是依靠官爵、军功发家并世袭的。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刘秀政权就是在各地豪强地主的拥戴下建立起来的。“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云台二十八将、三十二功臣、三百六十五功臣）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③刘秀外祖樊家“世善农稼，好货殖。┅┅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刘秀东汉政权的核心人物，也都是集富商、地主于一身的官僚。东汉的重商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使豪强地主的势力空前发展和膨胀。

  《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

“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资至巨万。”

     另据《水经注·泚水注》载，樊氏田庄内，

“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牧放，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汉献帝时，仲长统描述的豪族田庄为：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后汉书》中还有如下记载：

“张湛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

（《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阳人。有财三千万。”（《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

“（折）国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后汉书·方术列传》）

“（路）拂富于财，宾客数百。”（《后汉书》卷27）

三国时期的豪强，势力也异常强大如袁绍、麋竺：

袁绍任汝南太守时，攻城略地，“得户二万，兵三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魏志·袁绍传》）

“麋竺，字了仲，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三国志·蜀志·麋竺传》）

“济南王康以贵族身份而经营商业，他有奴隶一千四百人，占田八百顷（八亿亩），最突出的例子是外戚梁冀，他公开掠夺自由民做他的奴隶，至数千人，叫做自卖人。他强占西起弘农、东至荥阳、南至鲁阳、北至河淇周围将近千里的土地。”④

西汉以后，世家豪族是封建政权的政治支柱，东汉皇帝刘秀是在南阳豪强集团的拥戴下取得政权并维持其统治的；曹魏政权的基础，也是世家豪族：

“魏时开始，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的强大，使他们抓住并垄断了九品官人法，使他们独占政府官位。反转过来，世家豪华族在政治方面的特权又回过来发展和保障了他们的社会经济特权。”⑤（《何兹全文集》第五集第248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司马氏的西晋，也是靠打击曹氏豪族集团，培植司马氏豪族集团，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⑥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官人法”，豪强贵族占有大量土地成为合法行为，据《晋书·食货志》载：

“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五千亩），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九品十顷。”

这是魏晋时官府允许的占田数字，实际上的占田数远远高于这些规定。九品以下的小官也能占十顷，一品大官实际占有的就不是五十顷。《晋书·李重传》曰：“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说明西晋豪族地主所占土地是没有限制的，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又如庞宗有田超过二百顷。（《晋书·张辅传》）二百顷，两万亩，真是田遍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世家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占有大量人口。世家豪族的政治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世家豪华族的经济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晋书·食货志》载：

“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

“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⑦

世家豪华族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占有或者说荫庇着大量人口。《晋书·王彪之传》曰：“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晋书·山涛传》曰：“（山）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那时人烟稀少，《晋书·地理志》载：“会稽统县十，户三万。”整个会稽十个县才有三万户，被私人占有的有三万余口，由此可知，世家豪族不仅荫庇着大量亲属，还荫庇着大量为自己提供劳动服务的部曲、徒附、佃客。所以有“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社会现象。

因此两汉时期，很多文臣武将的政治军事行动，都是举族而往。汉高祖谓诸功臣：“诸君独一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肖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董崇说寇恂曰：“伯升之起也，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孙坚举事，其季弟静，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 为保障，从咸附焉。韩融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见《后汉书•荀或传》）

二、与世家豪族相伴相随的堡坞壁垒的发展

汉末、魏晋时期，世家豪族已成为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世家豪族遇到战乱，必修堡坞壁垒以自保。因此，汉末、魏晋以后，中原大地上堡坞壁垒林立。而堡坞壁垒，又使以氏族为传统的豪族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

堡坞壁垒，原本是军事防御设施。

世家豪族纷纷修堡壁自卫，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王国。《三国志·魏志·许褚传》载：许褚，“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同上书《李典传》载：李典有“宗族及部曲三千家居乘氏。”《后汉书·樊宏传》载：樊宏，南阳湖阳人，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教，王莽末，义兵起，“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第五伦，京兆长陵人，“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垒，有贼，辄奋力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后汉书·第五伦传》）史书中的“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宗族及部曲三千家居乘氏”、“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的这些记载，说明汉末以后，世家豪族生存的主要形式，就是修筑大型坞堡壁垒，聚族而居，而且坞堡垒壁确实起到了自卫保护的功能。

西晋末年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息，坞堡壁垒的兴建更为盛行。坞堡壁垒成为了战乱年代的一种特殊的民居样式。《说文》曰：“坞，小障也。一曰库城也。”段玉裁注：“营居为坞”。《通鉴》胡三省注：“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堡，小城也，《晋书·符登载记》云：“徐嵩、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

对这种防御自卫性的大型建群体，史上又称坚壁、壁垒、堡壁等，总之它是一种军事防御性的民用建筑，《晋书·孝友·庾衮传》载：八王之乱时，“齐王冏之唱义也，张泓等肆掠于阳翟，（庾）兖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缮完器备。”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表明，坞堡都建有军事防御设施，“‘坞’的四周都画有高墙厚壁，有的在‘坞’内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或敌楼。”（《嘉峪关汉画像砖墓》，载《文物》1992年12期）董卓的堡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后汉书·董卓传》）

坞壁的建筑规模相当宏大。黎虎教授说：“前燕时，‘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一百余，胡晋十余万户。’（《晋书·慕容俊载记》）据此平均每个坞堡330户左右，前燕每户平均口数为4.0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则平均每个坞堡为1340人。后赵时，‘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有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据此则平均每个坞堡有我1700人左右。”⑧

汉末魏晋时期，可以说大家豪族都有坞堡，史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晋书·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晋书·苻坚载记下》），“冀州郡县，堡壁百余”（《太平御览》卷335）。

由于战乱，士家豪族纷纷修建坞堡壁垒，这些坞堡壁垒规模很大，一般都能居住二、三百户，1500 人左右；这些坞堡壁垒，是为了保护士家豪族的人、财、物而修建的，因此带有极强的军事防御功能。这论述的只是坞堡的一般，在汉末魏晋南北朝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段内，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带，坞堡壁垒的形成和发展中，必然把中华民族的宗法、家族、礼教、习俗等传统文化凝聚到里面，坞堡壁垒，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对坞堡壁垒的解剖分析，可以看出坞堡壁垒的文化特征，《辞海》对“堡坞”是这样注释的：

中国历史上以封建家族为核心建立的庄园组织。有堡、坞、壁、垒、营、寨等名称。首领称坞主、宗主、或寨主。一般都是农民起义或外族侵扰时豪强地主的自卫组织。如东汉末农民大起义时，各地强宗豪族，聚集宗族、部曲。招纳宾客、门生、故吏，组织武装筑营寨以自保。

三、豪族堡坞的社会文化特征

1. 聚族而居

   汉末，在个体家庭发展的同时，宗族共居也同时在发展，尤其是世家豪族，宗族共居更为突出。《李典传》载有：“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教”。反映东汉时世家豪族的《四民月令》中有如下描写：“及祠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汉·崔寔：《四民月令》）可见当时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普遍存在的。

   家族共居的经济特征就是财产共有。《魏书·卢度世传》载：“同财共居，自祖至孙，家内百口。”《魏书·杨播传》载：“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舋，庭无间言。”《魏书·节询传》载：“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后汉书•蔡邕传》云：“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也。”《汉书•酷吏传》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

   坞堡的核心人物，是坞主、宗主、族长；坞堡的核心群体是家族成员，是坞主的子孙后代，三世也好，七世也好，是整个血缘家族的成员，如《魏书·节询传》说的“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坞堡是宗族组织，坞堡里集居着一个庞大的宗族群体。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许褚传》）

    

    “（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三国志·李典传》）

   宗族常常是一家老小一起跟随豪族主活动。耿纯投依刘秀，就是“举族归命，老弱在行。”

   （《后汉书·耿纯传》）

   坞堡主还有大量的部曲、宾客，有的还有门生。部曲，就是依附于豪族的自由民。由于政治动荡和连年战争，自由民相继流离失所，归依到世家。

   “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家归魏。”（《三国志·明帝纪》）

   “桓，┅┅部曲万口。”（《三国志·朱桓传》）

   “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三国志·先主传》）

   “综载父丧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三国志·韩当传》）

   “权举兵攻术于皖城┅┅徙其部曲三万余家。”（《三国志·孙权传》）

   宾客和部曲一样，也是依附于世家的自由农民。他们没有独立的户藉，对国家也没有租役关系，只隶属于坞堡主。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三国志·司马芝传》）

   “典从父乾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三国志·李典传》）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晋书·王洵传》）

2. 军民一体

   坞堡是半军事性的社会组织，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中原汉末、魏晋时的坞堡，均已消失泯灭，但从现存的山西乔家、常家、王家大院，可以看出这些民用建筑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坞堡不仅有防御性的建筑，还有防御武器和家兵。

   “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三国志·任峻传》）

   “洪率家兵千余人就（陈）温”（《三国志·曹洪传》）

   家兵，是堡坞里面的职业民兵，日夜守卫巡逻。遇到战时，堡坞里的部曲、宾客乃至男女，亦皆为守卫作战的兵士。所谓部曲，其名也缘自行伍，吕思勉在《秦汉史》云：“《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则部曲之名，正与今团营连排等。

    

    

   乱离之世，其人或无所归，而永随其将帅。当其不事战陈之时，或使之从事于屯垦等事。尔

   时，宾客与部曲亦混淆不分。”⑨

   坞堡与城相似，其城墙山地用石，平原用土。用土筑墙，是中国平原地区的传统，

   此传统一直延缓到元朝。北京的元大都遗址证明，此时筑城仍以土为之。因坞堡城墙用土筑成，所以现存坞堡遗址很少很少。但从现存的大同北得胜堡的遗址群，可见古时坞堡垒土城墙的一般。

   这些城墙都是用生土夯筑的。每人上城堡都是一个独立的防御体系。

   东汉末年，“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许）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偶。褚飞石掷之，所值皆摧碎，贼不敢进。”（《三国志·许褚传》）

      3、尚书崇礼

     前面已论述，世家豪族一是有钱，是富商大贾；二是有地，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三是有势，即是有权的官吏。而进入仕途，做上大官，而且世代为官，是豪族发展壮大并保持世代相传的重要保证，范文润先生概括说：

          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些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⑩

   世家豪族的政治支撑，是权势，即必世代为官。而世代为官者，必须也必然是士。中小地主要做官吏，必须先读书，因之，东汉太学、地方官学、私学都很发达。

   士是一个庞大的阶层。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士有三类，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这一类人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其代表是范滂；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最多。求名不求官的士虽然人数最少，但当时也有数万人。郭泰名下有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第二类名士也有众多的追随者，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第三类的人数就更不用说了。总之，世家豪族与士紧密相连，庞大的世家豪族集团与同样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是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世家豪族也都是士人，都是儒，都是尚书崇礼者，像樊宏传说的“子孙朝夕礼敬”。世家豪族，因为为士，所以世代为官。有些豪族因为是大儒，所以门下有大量门生。而门生像部曲、宾客一样，也是依附在豪族家中。何兹全先生曰：“门生，顾名思义就是跟随老师求学的学生。东汉儒学盛，名儒大师动有成百成千甚至上万的门生弟子。牟长，治《尚书》，‘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⑾（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册第47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豪族养名士，不仅在传授知识，而且还在研究学问，大的士家也像个研究五经的大学。山东北海大学问家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再也没有人可以请教），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凤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询，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在马融府上苦研读三年，学问大有长进，成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的大儒。

   移居南方的客家先民，就是某些北方的世家豪族和那些坞堡垒主人，以及他们的氏族传统和文化习俗的继承者。研究客家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就必须追寻北方世家豪族和坞堡文化的发展以及他们南迁的历史路线图。

    

   参考文献：

   ①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182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五卷第246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④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五卷第228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⑤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五集第248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⑥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⑧ 黎虎：《客家民居特征探源》，《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⑨ 吕思勉：《秦汉史》第534、53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⑩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二册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⑾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一册第47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