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人的迁徙历史

—————客家土楼索古之三（下）

                作者：李 沣

四、客家先人的迁徙和再迁徙

在探讨客家先民、客家族群之源时，首先要找出、找准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征。因为现在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征，是其先民族群文化特征的延续。对客家人的族群文化特征，学者们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我认为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土楼文化。土楼文化即内含着客家人的宗族意识、士家传统，也内含着自保、自卫的历史习惯。把客家之源归结为南迁汉人，这是对的，但过于笼统。剖析土楼文化，必须肯定的一点就是客家先人与中原士家豪族有关。客家人是中原士家豪族南迁后的延续和发展，土楼文化是中原士家豪族坞堡壁垒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士家豪族是士（世）家豪族主与其附属的佃客、宾客、部曲的统一体，是 “家”和“客”的统一体。因此，在探讨客家先人或曰客家之“源”时，需进一步探讨是北方的哪些士（世）家豪族，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迁移到闽粤赣三角地区的？

世家豪族的发展，是在两汉。北方世家豪族的集团性向南方大迁移，是在东汉末和两晋时期。

（一）、东汉末年北方世家豪族的南迁

   东汉末，北方世家豪族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世家豪族成为分裂和割剧的政治、经济基础。先是黄巾农民大起义，尔后有董卓乱政，北方人民陷入战乱中。当东方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时，董卓强行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乱政被杀，“兴平二年，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通鉴纪事本末》卷八）由数百万口，到无复人迹，人都哪里去了？“强者四散”，都逃跑了。所以有“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庐江、九江、靳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汉末晋初，九十年的战乱，全国人口由五千万减到七百万，对此何兹全先生说：“三国及西晋户口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逃亡，不向政府注籍，及依附豪族变成大量豪族的户口。”（《何兹全文集》第一册第207页）

汉末时的北方人民大逃亡，尤其是往长江流域的逃亡，其主要形式是以世家豪族主为首领的族群式大逃亡，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其时去封建之世近，民之迁徙者率成群，其士大夫恒能为之率将，而宗族亲党之间，亦恒能互相救恤。”（吕思勉：《秦汉史》第515页）。

上面所列的“数万户流入益州”、“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都是整户、整家的迁移。流入益州、荆州的数万户十万余家，是大规模的集团式迁移。其次还有很多世家军阀的集团式迁移，比如袁术、袁绍家，是世家大族，四世居三公位；也是士家，“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袁绍列传》）袁绍母死，归葬汝南，四方来会葬的有三万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袁术与兄袁绍因立帝产生分岐，“乃各外交党援”，各奔东西。“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后汉书•袁术传》）“孙策破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皆徙诣吴。”（《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跟随袁术由南阳移徙安徽皖城的百工、部曲就有三万多人。“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孙权“因举兵攻术于皖城┅┅，遂屠其城，枭其首，徙其部曲二万余人。”（《通鉴纪事本末》卷九）

三国时的军阀武将，转战各地，都带领着自己的宗族、家兵、部曲。“则当时居军中者，多有宗族相随。”（吕思勉：《秦汉史》第502页）“田畴归魏大祖，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田畴入徐无山数年，百姓归之者五千余户。”“畴与管宁、邴原、王烈等，能为流人之主。”（同上书）

三国的各路诸侯名将，多数都是江北或中原人，他们到了长江流域，便把他们的宗族家兵带到了南方。《甘宁传注》引《吴书》言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依黄祖；《吕范传》言：范将私客百人归（孙）策；《蜀志•先主传》，言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吴志•朱桓传》言其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转引自吕思勉：《秦汉史》第535页）东吴孙氏的战将周瑜、鲁肃、诸葛瑾都来自江北，鲁肃，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人，“当牧守混战时，淮泗间战争频繁，肃部勒轻少年，‘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二百余人行，渡江到达江东。”（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第106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二）、对闽粤赣交界区域外围的南迁汉人归类分析

汉末三国时，北方的集团式渡江移民，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各路军阀携带宾客、家兵、部曲，在与各自对手的竞争中转战江南，并随着这些军阀的德才和胜败，不断地变换隶属关系。魏、蜀、吴及刘表、袁术、刘繇等，都属于这个系统。

另一个系统就是小集团式迁移，或者是因内哄或战败，脱离了军阀系统的那些宗族、部曲，他们与当地土著混居在一起，即无户籍，也无赋役，泛称作山民、宗贼、百越。

1、南迁汉人的荆州军阀系统

在分析荆州南迁北人时，一个首领，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刘表。刘表，山阳高平（山东邹县西南）人，鲁恭王之后，与同郡张隐等八人号为“八顾”；与范滂、张 俭等八人为八友，与众多名流大儒结为私党，可谓东方名士，因此也是党锢中人。“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

前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荆州是魏蜀吴三国的重要起家地也是争抢地。刘表起兵襄阳，后为荆州牧、荆州刺史。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攻围，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面，带甲十余万。”（《汉书•刘表传》）今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全是刘表的天下。“在汉末乱世，天下扰攘、生民涂炭的情况下，刘表能在荆州保持十余年的平净，使得关中人口逃到荆州去的十万余家，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到荆州后都能活下去，有的‘皆得资全’，也应该说刘 表是对乱世士子百姓做了好事了。”（《何兹全文集》第2384页）

在荆州避难的的这十万余家北人中，有千家北方学士，“皆海内之俊杰”。刘表在辖地，“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后汉书•刘表传》）像宋忠这样的一大批经学大师，到了荆州还能继续做学问，说明北方的文化精华在战乱中有些已转移到了今两湖、江西地区。也说明在汉末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有一个十万余家数十万人北方族团，或曰南迁北人族郡。这个族群是以若干世家豪族和儒家学士为骨干的，是以宗族为维系纽带的，也是兵民合而为一的。

宋忠，南阳章陵人。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云：“乃命五业从事宋衷（亦作宋忠）所作文学，延朋徙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三百余人。”宋忠在荆州任“五业从事”，亦即五经博士，改定五经章句。“所作文学”，即在荆州建立类似“太学”的学府，听他讲授的学生有三百余人。

司马徽，颖川人，与宋忠同为襄阳的古文经学大家，《三国志•尹默传》载：“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即司马徽）、宋仲子（即宋忠）等受古学，皆通诸经文。”

颍容，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传》。“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后汉书•颍容传》）学士颍容带徒弟千余人避乱荆州，千余人也就是千余个家庭、家族，而且读书人都是富家豪族。这些儒家子弟并没有参预军阀的征战。

谢该，南阳章陵人，宋忠老乡，声名不下颖容。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人。”

对汉末荆州聚集的这十万余家北方汉人和千余家北方学士，已经不单纯涉及到了军阀割据和流民迁徙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了整个中国学术中心的南移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有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章，名曰《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顾名思义，唐先生认为汉末中国的学术中心已经南移到荆州。

官渡之战袁绍失败后，刘备去荆州依靠刘表。刘备在荆州结识了诸葛亮。诸葛亮，山东琅琊（今山东沂水）人，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归依刘表。刘备在荆州刘表处以军客身份住了八年。刘表死后，刘表儿子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向江陵撤退，“荆楚之士，从之如云”，沿途吸收了不少兵士和平民，人数达十余万口。南迁荆州的北方人，在刘表死后归依了刘备。曹操急兵来袭，刘备军民被打散，有的跟随刘备，有的投降了曹操，但肯定还有不少兵民继续向湖北南部和湖南方向逃跑转移。

赤壁战后，曹操撤至江北。刘备以刘 表的大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后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刘备把他的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到了今湖南境内。

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刘备。赤壁战后，曹、孙、刘三家瓜分了荆州。荆州的南方四郡，实际上成了刘备的天下。南迁的十万余北人和上千的学士，也成了刘备的臣民。由于曹操占据襄阳，并不断地袭扰刘备，南迁汉人主要屯居在荆州南方，即今湖南的常德、长沙、衡阳、彬州一线。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荆州南方的长沙、桂阳、零陵诸郡。这些地方虽然远离中原，但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绐终被中央政府重视，这里是当地土著与北方汉族混化、融合较早的一个地区。也是各路军阀不断争夺的一个地区。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卫飒，河内修武人，家贫好学问。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政有名绩，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铁石┅┅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这段记载表明：①汉武帝时，桂阳（今湖南彬州）已被征服；②东汉初年，迁卫飒为桂阳太守；③此时这个地方多土著，“不知礼则”，民居深山，不出田赋；④卫飒在这里干了三件大事：一是“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使当地土著汉化，步入文明之路；二是凿山修路500 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开启了山区的交通；三是在耒阳设铁官，冶铁铸造工具。使这个落后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都有了跨时代的发展。“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如果按《后汉书》记载，建武二年卫飒迁桂阳太守，二十五年征还，卫飒在桂阳施政应有二十多年。卫飒离任后，“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桂阳仍在东汉政权的管辖之下。这说明，今湖南南部，早在东汉初年，北方官吏就在这里经营管理；北方汉人和当地土著就开始了“邦俗从化”，融为了一体。

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桂阳、苍梧、南海、南郡等地爆发了卜阳、潘鸿、李研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人数多达十余万人。这十余万起义军是当地土著还是当地汉人？史无载。但从南到今广东，北到今湖北这样一个广大地域和宏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表明，到东汉末年，这一广大地区已走出封闭状态，这里的土著和汉人已融化为一体。

2、南迁汉人的扬州军阀系统

在扬州地区的南迁汉族军阀中，袁术为元老级人物。袁术，汝南汝阳人，士家豪族，门生宾客遍天下。与堂兄袁绍同为讨伐董卓的大军阀。因与袁绍不和，投靠刘表，“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后汉书•袁术传达室》）此时袁绍与曹操结盟，联军大破术军，袁术率余部败逃九江，后又屯兵寿春，并占领扬州（今）。袁术从北方带到南方多少人马，史无载，但袁术曾遣将纪灵用步骑3万攻刘备，孙策破皖城后，得袁术、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

丹阳人陶谦，为徐州剌史，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依陶谦，并大修浮屠寺，每浴佛，就食者万余人。时曹操击谦，“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陶谦传》）曹操如此残忍地大规模地屠杀，“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同上）后过江奔豫章。曹操在淮、泗地区的大规模屠杀，造成泗水不流、鸡犬无余、无复行迹，是淮、泗人民南渡江左的直接原因，也是渡江的淮、泗人民不再北返的重要原因。

扬州的军阀还有庐江太守汝南人李术，孙策征袁术，打下皖城后，俘获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诣吴“。但留给了李术3000人驻守皖城。孙策死后，因“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孙权“因举兵攻术于皖城┅┅，遂屠其城，枭其首，徙其部曲二万余人。”（《通鉴纪事本末》卷九）李术的两万多部曲，除去接手袁术的那三千人外，也应是从汝南带来的。

另一位是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山东东莱人，父刘宠为豫章太守、会稽太守，属南迁汉人之列。刘宠弟刘方二子：刘岱、刘繇。刘岱“虚及爱物，为士所附”；刘繇为扬州牧，“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表明刘繇接纳了很多南迁士友。后“繇与（孙）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告谕部下，其刘繇故乡部曲不降者，一律善待，“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刘繇奔豫章，诏华歆为豫章太守。刘繇卒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华韵为主，韵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通鉴纪事本末》卷九）其众未有所附。由此可知，刘繇的数万故乡部曲，一部分归属了孙策，另一部分散落到了民间。散落民间者，官府就称为“宗贼”、“盗贼”。河内温人司马芝避乱荆州，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但“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

盗贼。”（《三国志•司马芝传》）说明旧族豪侠宾客逃亡深山，落为盗贼者不在少数。也说明荆、扬两州的山贼、盗贼、山越，很大一部分是逃亡深山的南迁旧族豪侠宾客。

孙策、孙权的文武大臣，绝大多数也是南迁士族，如：

张昭，彭城人也，“汉末大乱，徐（徐州）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 孙策“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志•张昭传》）。

鲁肃，中州人，中州长扰乱，肃乃命其属曰“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其属从命，率男女三百余人同周瑜一起渡江投奔孙权。（《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所以何兹全先生说：“孙权的政权就是在北方逃乱到江东去的豪族和江东本地的豪族拥戴下建立的政权。孙吴的重要人物如张昭、周瑜和鲁肃都是北方的豪族。”（《何兹全文集》第四卷第1825页）

汉末晋初，过江的南迁汉人，是个无比庞大的群体。迁入荆、扬、益三州的北人数字无法精确统计。

3、南迁汉人与百越

长江以南，闽粤赣交界处的北面、西面的广大地域，是史称“百越、山越”的活动地盘。“百越”（山越）是个非常模糊的族团概念。客家学的研究者一般都认定“百越”为南方土著， 但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世或闻越之名，遂以为异族，此实大误。其人一出平地，即能输税赋，充行伍，安得目为异族？盖皆汉人之遭乱入山，与越错处者耳。”（吕轨勉：《秦汉史》516页）《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著作者周兆望先生也持此说，他说：“稽诸史实，山越并非全是古代越人的后裔，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居住在山区的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周兆望：《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探讨客家先民时，我们必须注意闽粤赣三角区外围，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西、湖北地域的所谓“山越”。因为这部分“山越”，在各种不同的原因背景下，有的被军阀收编，成为各路军阀的组成部分，参预了军阀混战；但也有很多人逃进了与世隔绝的深山，或许有一部分人逃进了三角区的核心地带，成为了客家先人的组成部分。

长江以南与闽粤赣三角区之间的“山越”有多少人？文献资料残缺不全，很难统计出

个确切数字。但江西学者对江西的“山越”做了个大致的统计，他们根据《三国志•孙策传》、《三国志•贺齐传》的“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和建安八年“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今余干）。”的记载，粗略统计豫章和余干的“山越”原有七万二千户，接近30万人。另外根据孙权平定其它地区“山越”的记载，他们的初步结论是：“连同洪明等人所率鄱阳山越及豫章上缭宗民在内，其时江西境内山越总数接近十万户，口约40万。”（周兆望：《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7、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江西的山越，尤其是海昏、上缭的万宗民，应该是北方南迁的世家豪族的一个大群体。刘勋伐上缭（今江西永修）、海昏（今江西靖安），“宗帅皆空壁逃匿”；孙策欲伐豫章，打探豫章太守华歆内情，太史慈报告：“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子鱼不但不能不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第1189、1190页）说明南昌附近的各宗部，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的住地带有极强的防御功能，称为“壁 ”，这些宗部、宗伍五、六千家结聚一起。他们向官府“输租布”。这一切说明，这些宗部是北方南迁的世家豪族集团，而不是本地土著，他们把北方世家豪族的宗族组织、聚族而居的传统和堡坞壁垒的军事文化都一并带动到了南方新住地。这些“壁”中的向官府“输租布”的宗部、宗伍，与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刀耕火种生活，还处于原始状态的“山越”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在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灾荒，人口集中的黄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中原户口十不存一，其中很大一部分避乱荆、扬、益三州。黄河流域有多少人南迁到了荆、扬、益三州？何兹全先生有个简要的列表说明，列表中三辅人口，西汉时为243.6万人，东汉末为52.38万人，减少了191万人，减少了78.5%。而同期，扬州增加了128万口，占人口总数的42%；荆州增加了266.8万口、占人口总数的74%；益州增加了261万口，占人口总数的56%。荆、扬、益三州到东汉末增加了60%、70%，除去自然增长外，大概有50%左右是从北方迁来的移民。

这样，在长江以南与闽粤赣三角区的中间地带，即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居民中的半数左右是南迁的北方移民。这些南迁北方移民，有的隶属于军阀系统，有的散居民间与当地土著杂居。

汉末晋初，迁移到这些区域的北方移民，有的参预了魏蜀吴及各路大小军阀（牧守）的混战，有些与当地土著混居的族群，被当做“山越”、“宗贼”，受到各路军阀的征讨，因此又必须不断地迁移再迁移。

从理论上说，这些北方移民的一部分，即迁居入闽粤赣三角区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客家的先人。

（三）、荆、扬、益北方移民与客家族群的可能性

汉末三国时期，在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也就是闽粤赣三角区的外围，都以各种形式、面貌居住着以世家豪族为首的北方汉人。这些闽粤赣三角区外围的北方汉人，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逼迫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分批分期地向三角区转移集聚。是哪一支南迁汉民在什么时间接近了闽粤赣三角区的？依据文献记载的分析推测，只能做出大致的判断，中间若干环节不能充填和说明。因此，这种推理判断，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正确性、可靠性，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否定其正确性和可能性。本文试着用文献资料论证客家先人在汉末由闽粤赣三角区外围向三角区核心部位迁移的历史背景和路线。

1、海昏、上缭近万家宗民的去向？

《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曰：“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豫章郡，郡治南昌。南昌、上缭、海昏这个区域，有宗民万余家。这万余家宗民应是青州南迁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豫章太守华歆的庇护。

①这些以家族、氏族为单位的宗民，聚族而居，又称宗伍、宗部。目前学界对“宗”的含义虽有多种理解、解释，但归根结底，“宗”的本义应与“族”相通。 《三国志》中的“公沙卢宗强”、“君为大宗”、“典宗族部曲”、“率举宗族”、“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等，都说明“宗”即“族”。“宗是豪族大宗，故记载中也称宗部、宗伍，即豪族大宗武装。”（参看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强宗”、“大宗”，即巨姓、豪族。宗民、宗伍、宗部，都是对南迁的世家、巨姓、豪族的称谓。

②上缭、海昏北方宗民，沿用在北方的防御自卫传统，在新居地仍然修筑了城池壁垒，称“上缭壁”，也称“城”或“营”，如《 魏志•刘晔传》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上缭营在建昌”。凡有“壁”、“城”、“营”者，皆有南迁汉人的足迹。比如“赤壁”，现权威的解释是长江南岸的山体。

③上缭、海昏，与昌邑王贺有关。《水经注疏》云：“上缭营在建昌县南十七里。相传昌邑王贺所筑。”昌邑王贺，武帝之孙，本为太子，因荒淫无度不务正业，“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为了不使昌邑王贺干预朝政，把他发配到了远方。原奏发配到房陵，实际上发配到了豫章，宣帝封为海昏侯，给他的待遇就是沐邑二千户及王家的财物。豫章郡有昌邑城、有西安县、乐安县。而昌邑、西安、乐安，都是青州的古县名。

④这里有两个人物与青州有关，一个是太史慈，一个是华歆。

太史慈，山东东莱人，“慈因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通鉴纪事本末》卷九）太史慈跟“山越”搅在一起，成为了山越首领，说明太史慈与“山越”有很多共识，所以相通，原因为何？不得而知。后为孙权将，守海昏。

华歆，山东平原人，与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人管宁、邴原为游学之友，民间称这三人为一条龙，华歆为龙头。华歆与管宁、邴原、太史慈皆为挚友。华歆是聪明绝顶的大儒，是没有权力欲望的贤人。《三国志》载：华歆“议论持平，从不伤人”，“以为政清净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刘繇死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华歆为主，华不受。太史慈对孙策说：“华子鱼良德也，然无他方规，自守而已。”

⑤海昏、上缭万余家宗民的逃离。

文献记载很简单，刘勋在孙策的鼓动下伐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上缭宗民五六千也好，万余家也好，这里是个庞大的北人集团或曰族群。他们在这里居住的历史悠久，他们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城池壁垒，他们有大量的粮食积蓄。把这一切都转移带走，只留下个空壁，这是个非常艰难、复杂的集团行动，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还需要时间，但前提是情报和决断。

是谁决断和谋划了这次行动？毫无疑问是华歆 。

当太史慈奉孙策之命，来华歆处打探消息时，太史慈和华歆肯定有过深入地交谈。就凭他们的五经学识和政治智慧，他们深知孙策的宏伟计划，深知孙策灭刘勋后就要伐上缭征豫章。也就是在太史慈离开豫章回到孙策处后，华歆就间接地谋划和组织了海昏、上缭宗民的大转移。

⑥海昏、上缭万余家宗民转移到了何处？

海昏、上缭近万余家数万宗民当时有三个转移方向，一个是鄱阳方向，一个是顺赣江南下，一个是长沙、桂阳、零陵三郡。

鄱阳方向离孙策的政治、军事中心较近，不是太安全；顺赣江南下，到江西南部，可能性最大；从南昌西部沿平原进入湖南长沙及桂阳、零陵诸郡，既进入刘表的管辖地，也极有可能。

2、孙策、孙权伐黄祖及十万余家避乱荆州者的命运

刘表时，荆州是北方士家豪族汇聚的地方，关中逃到荆州的有十万余家，数十万人；关西、兖、豫学士避乱荆州者千数。这些南迁的世家豪族和文人学士，开始可能多数住在刘表的大本营襄阳附近。但襄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曹魏和孙吴都在谋取和插足。刘表置江夏太守，黄祖常为荆州军前部，以拒江东孙氏。因此孙氏征刘表的荆州，主要是与黄祖战。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引兵西击黄祖，沙羡一战，黄祖大败。建安五年，孙策又西击黄祖，后在丹徒被吴郡太守部下射死。孙权继位后，于建安六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接连不断地西击黄祖。建安十三年孙权袭黄祖，黄祖兵败被斩之，孙权军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秋，曹操南击刘表，刘表病故，刘表子刘琮降曹，刘备赶回荆州，过襄阳，“（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刘备┅┅。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说明建安十三年，荆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刘表死，刘备继承了刘表的天下。荆州的十余万南迁汉人，随刘备南下。但这时曹操紧追不舍，在当阳长坂，给了刘备一个措手不及，刘备败走，“操大获其人众辎重。”刘表的部分追随者被曹操掠走。

同年的赤壁大战，刘、孙措败曹操。刘备缓过劲来又“引兵南徇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的太守降刘备，“庐江营帅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归备”。至此，刘表的继任者刘备，将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北部的襄阳，迁到了南部四郡。依附刘表的那些世家豪族和文人学士，除被曹操掠走的以外，恐怕也跟随刘备南下四郡了。

    3、避乱荆州的十万余家和上缭的万余家宗民南迁的足迹

本文主旨很清楚，即探讨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源渊，这个源渊就是北方的世家豪族和坞堡壁垒文化。上述文论考证的是南迁的数十万世家豪族的经历和走向，也既建安十三

年后，原依附刘表的十万余家和上缭的万余家宗民，因曹操的南征和孙权的西伐，都转移到江西和湖南南部。这主要是根据对当时各方军事力量和战场形势的分析做出的判断。判断这些南迁的世家豪族在当时那种险恶的形势下，走这步棋为上策。从坞堡壁垒文化的角度，能不能证明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呢？这是历史上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避乱荆州者十万余家，都分布于何地？不详。但做为整体的一部分，黄祖守卫的江夏地区是一个北方族群的居住点。

这里有个重要的地名，即赤壁。赤壁在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战场，是孙、刘火烧战船，大败曹操的地方。但《水经注疏》郭守敬按：“江汉闲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这就是说赤壁有五说，也就是说有五处。通常的解释是赤壁山在长江南岸，对岸为鸟林，即周瑜、黄盖火烧曹营处。但实际上鸟林、赤壁相距160里，并不直接相对，也就是说火烧战船处与赤壁相距160里。除非曹操的战船头尾相距160里，有人这样理解，但似乎不太可能。郭守敬按：“汉川有赤壁草市”，这个赤壁就不是山，而是一个城堡。

现在赤壁市的所在位置也不在长江岸边，把赤壁建在此处，也必有所本。

现赤壁市北还有一个别地名，叫谢家壁，显然这是谢家的堡壁。

总之，荆州地区南迁的世家豪族，有些仍然修筑壁堡以自卫，城、壁、堡都是南迁世家豪族的标志性建筑。

史载黄祖在夏口，讨黄祖于沙羡。庾仲雍说：“夏口，一曰沔口，可曰鲁口。”《水经注》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羡县北。”沙羡县，按郭守敬的说法有三处，其中一处为建安中黄祖移置之沙羡县，在却月城。《水经》载：“沔左有却月城，亦曰偃月垒。”黄祖屯居的地方，既叫“城”，也叫“垒”，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有北方壁垒文化的传承。

现在赤壁市的南面，有一地名为石城。从谷歌地图上看，石城周围的地名有:大屋洪家、大屋杨家、大屋田家、大屋余家、大屋丘家及大屋魏、赵、王、黄、鲍家，另外还有白屋陈家、上屋袁家和许家大屋。以姓氏大屋为独立聚落，也既北方坞堡传统文化的变异。以一个家族为一个独立居民点，也表明这个家族为豪姓大族，这些大屋的主人是南迁的北方世家豪族无疑。

上缭宗民万余家。上缭，缭水之名。在今谷歌地图上南潦（缭）河宋埠镇有桥下柳家、桥下廖家、北岸罗家、马岭余家、耕里许家、及万家、刘家、席家、张家、潘家。在这些“家”

周围的居民点称为坳、塘、岗，说明坳、塘、岗是原住居民点的称谓，在坳、塘、岗周围的这些“家”，是外来户，是后迁入者，以“家”为一个独立的居民点，可见这是个大家、巨姓、豪族。在永修县大塘坪乡，有庙前余家、伍郭胡家、南坪熊家、新基刘家、上庄万家及王、许、潘、饶各家，表明在上缭、海昏地区，南迁的北方世家豪族的居点，称谓“家”。

前面判断，避乱荆州的十万余家和上缭、海昏的万家宗民，在孙权、曹操的征讨紧逼下，南逃至湖南、江西南部。这个判断从居住文化上能不能找到根据？打开谷歌地图，你会看到在今长沙市西5513国道两旁，分布着大量以“屋”相称的居民点，有：谭家老屋、王家大屋、夏家老屋、杨家老屋、喻家老屋、傅家老屋、程家老屋、范家老屋、张家祠堂、李家新屋等，而周围的民居点则称冲、坡、塘。问题很清楚，凡以冲、坡、塘称谓的居民点，是原住居民，是当地的土著；而以“屋”命名的居民点是外来户，以“老屋”、“大屋”为独立居落的张王李赵，必然是一个大的家族或者族团，这些“大屋”的主人很可能是从三国时的荆州北部迁移来的。在今江西山区的谷歌地图上，除去这种比较集中的“老屋”居民点外，还有一些分散的、孤零零的“老屋”居民，如湖南浏阳市溪江乡的深山里，东面是熊家冲，南面是小南冲，西北方向有一个孤零零的闵家大屋；宁乡县319国道南，在相距很远的红叶塘、后冲塘之间，有一袁家老屋。

湖南永州东北部，原住居民点称塘、岭、口、洞，但在这些塘、岭、口、洞之间，居住着一个以“家”相称的聚落，有：仁山曾家、岩塘李家、青山蒋家、高皮谭家、鲁陈家、莲塘沈家、石屋头唐家、坦头胡家等。因每家都居住在一个独立的区域，因此这些家都是大家族，也可以说是从上缭地区迁来的世家。

江西南昌周围，很多居民点也是以“家”相称，如南昌县211省道旁，有柴坑村，但在柴坑村旁，又有柴坑熊家、柴坑焦家、柴坑龚家。柴坑村为原住居民的居地，而熊、焦、龚三家是外来户，是从上缭、海昏迁来的。

总之，根据文献记载，赤壁之战前后，避乱荆州的南迁汉人，因政治和战争的原因，进行了再南迁，分别迁移到了江西和湖南南部。从谷歌地图上，也看出了这种迁徙的明显痕迹。在江西、湖南南部，像插花地式的分布在原住居民点中的这些“大屋”、大“家”，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第二个落脚点，毫无疑问，这种长途跋涉的迁移，是形势所迫，是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老屋的丢弃，新屋的建立，都是经济的损失和付出。因此，再没有特别的

原因，他们也不会轻易再离开这些“大屋”、大“家”。建安二十年，孙权征刘备的南方四郡，“吕蒙移书长沙、桂阳，皆望风归服”，零陵郡也被诈降。后吴蜀谈判，“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资治通监》卷六十七）这次孙刘荆州之争，是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和结束的，因此，移居在这里的北方移民，恐怕是原地未动。在以后的年月里，魏、蜀、吴三国的战场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西和湖南南部，一直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

 3、汉越融合的交州

交趾，古越地，在南岭之南，含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赵佗王南越，地属焉，即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南越辖地宽广，但东汉及孙吴的管辖中心地域是在今广东。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太守，共表请立为州，自此始称交州，以番愚为交州理所。斐渊《广州记》曰：“城北有尉佗墓”，说明越王赵佗的政治中心也在番愚。

交州位于闽粤赣三角区的西南方向，是闽粤赣客家核心区的外围，这个区域人文历史的变迁，很容易对客家核心区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个区域的民系变迁也可能成为客家之源。汉末三国时期，这个地区是南越人的一统天下，还是北方汉人和南越人互相融合共生的的一种新型的族群体系？这对研究客家族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孙吴时期，沛郡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在交州生活多年，他在给孙权的一上疏中曰：“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这是对汉时交趾的社会、人文变化的一个概述。因此《后汉书·任延传》也曰：“领南风化，始于二守”。

东汉中央政权与交阯越人的关系，并不始终和谐、和平相处，中间充满着各种形式的对立、争斗甚至杀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妹徵贰反，攻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十八

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蛮夷数千人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二郡虽击破反者，而势转盛”,汉廷有人主张发荆、扬、兖、豫四万远征兵武力讨之，大将军李固陈其不可，而主张”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即用谋略金帛拉拢分化蛮夷，结果九真太守祝良“单车入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

汉末，原是鲁国汶阳人的士燮家族，避王莽之乱，来到交州，士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父丧后士燮迁交州太守。董卓乱时，交州刺史朱符被杀，州郡扰乱，后汉迁张津为交州刺史，士燮为交州太守，士燮弟士壹领合浦太守，士黄领九真太守，士武领南海太守，一家四太守。因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士燮在交州四十余年，“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百蛮尉他不足逾也。”岭南保持数十年的和平安定、民族交融。”（《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岭南虽为偏远蛮夷之地，但各路军阀都不停地争夺。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荆州刘表又遣零陵赖恭代张津，看南土。

建安十五年，孙权派步陟为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岭南归附吴自此始。

东汉及三国时期，汉庭、孙权及刘表为什么对遥远偏僻的交阯有如此兴趣？不得而知，但交州，交州刺史、太守的设置和官吏的不断经营，交州越人和汉人的共处融合，却明显地走在闽粤赣客家核心居地的前面。赐光、任延之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士燮家族。

士燮少时游学京师，拜颖川刘子奇为师治《春秋左传》，结识一些文人学士，燮又谦虚下士，所以燮在交州，“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这百数中有很多造诣很深的知名文人，像薛综、刘熙：

《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载：薛综，沛郡竹邑人，孟尝君之后，“少依族人避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说明薛综不是一个人避交州，而是随族人，随一个大家族一起避交州;与薛综一起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刘熙，也是个著名的经学大师。《资治通监》载：“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 豫。”刘熙的党友是否也避乱交州，史无载，但很有可能与综同往。能证明这一点的还有许慈事。

许慈，“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学。┅┅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许

靖，汝南人，董卓乱后，避江东，与原陈留孔佃、会稽太守王朗、吴郡都尉许贡为友。“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陈国袁徽以寄于交州。”（《三国志·蜀志·许靖传》）按“皆走交州”之语理解,当时由江东到交州的除许靖外,还有其他友人。有无孔佃、王朗、许贡等，史无载。但寄寓交州的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许靖“自流宕以来，与群士相随”，“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许靖与曹公书曰：“会稽倾复，景与失据，三江五湖皆为虏，庭临时困危，无所控告，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浮涉苍海，南至交州┅┅到此郡，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遣一二。”说明由江东到交州者，也是一个群体。许慈、许靖先避交州，尔后又去了益州。

由江东到交州的还有一种士大夫，即所谓“罪人”。顾雍，吴郡人，为孙吴相十九年，孙吴之功臣。孙顾谭，与诸葛恪等为太子四友。顾谭弟顾承也为征北将军，《江表传》曰：“有司奏谭诬妄，大不敬，罪应大辟，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三国志·吴志·顾谭传》）其弟顾承“与兄谭、张休等，俱徙交州。”（《三国志·吴志·顾承传》）

由江东到交州的另一种人群就是领兵军阀。淮阴人步騭，世乱避江东。建安十五年徙交州刺史，“令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步騭在岭南十年。

避乱交州者还有一批益州人，建安末年，“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

综上所述，在三国时期，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原荆、扬、益三州的部分南迁汉人，又进行了再迁移，迁移到了今湖南、江西南部和今广东北部，也就是迁移到了闽粤赣客家核心区的西部和西南部外围，但是还没有进入核心区域。何时、何族群、因何原因进入客家核心区域，开启客家族群的发展历史？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地区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