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个住了六十多年的城市，要想认真地描述起来，现在看来还真不太容易。主要的原因在于，这六十多年来，北京一直都在变。可能开头一些年变得不那么快，但也不慢。而最近这二三十年，变得就太快了。

变得快，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说这种变得快是好的话，其实心里总有点疙里疙瘩。说这种变是不那么好，可能很多人不太爱听。所以实在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那么也就只好不予评论了。是好是歹反正都是她，说好和不好又能如何？

刚来北京时，住在车道沟。那就已经是郊外了。因为出了西直门一站地就是动物园，当时就叫西郊公园。西郊，想想，得有多远哪。而车道沟距离西郊公园怎么也得有好几站地，比如有白石桥、紫竹院（南门）、北洼路，然后才是车道沟。

刚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冬天特别地冷。有一天，外面刮大风，父亲说今天是零下17度。零下17度是什么情况，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只是觉得冷。可是到底有多冷，也不知道。外面飞沙走石，屋里也不太暖和。一到冬天，手脚都冻得裂口子，经常是有血道子。后来听人说，北京的冷在南方给传得很邪虎，说能把耳朵给冻掉了。后来又说，是东北，不是北京，才能把耳朵给冻掉了。

住在车道沟，很少进城。我记得后来我进城的原因，最多是到邮电医院看我那几颗倒霉的牙齿。那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经常是到星期天，祖母就带着我去西单大木仓邮电医院去看牙。现在那个医院改成协和医院西区还是叫西院什么的。到西单下车后，还要往胡同里走上好久，我感觉至少得有二十分钟左右。祖母是缠足，走路更加艰难。但是，祖母带我看完牙之后，总要到西单菜市场买几斤螃蟹，是活的河蟹，带回家去。

到了家，把螃蟹放到厨房的水池里，螃蟹还是活的，嘴里吐着泡沫。如果我下手，没留神就会被螃蟹夹子给夹到手指头上。

当时到西单，从车道沟坐34路公交车，现在改为334路。当时34路是直到西直门的。西直门的城楼高大，还有个瓮城。城楼下有三座门，中间的大门我记得什么时候都没打开过，只有两边的门是通车的。进城的车走南边的门，出城的车走北边的门。倒是符合车行右道的规矩。从西直门到西单是坐五路电车，是有轨道的那种，北京人俗称diang diang diang。不是“当当当”。车走得很慢，从西直门到西单，最快也得四十分钟。反正进一回城是特别费劲。五路有轨电车是从西直门一直到终点站天桥，途经宣武门和菜市口。可是天桥我从来没去过，也从来没有看过那些杂耍。这算是遗憾吗？不知道。

在车道沟和巴沟，都是住在京工大院里。大院里的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很少有北京当地的人。所以对于当地北京人的生活其实一直都不了解。后来从京工大院搬出来，搬到海淀镇，这才接触到普通的北京人。

搬到海淀镇后，转到洩水湖小学上学。那所小学原来是基督教教堂。改革开放后，又恢复成教堂，现在人称海淀堂。洩水湖小学里的学生都是周边居民家的孩子，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转过去，也从来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观念，很快就跟新同学打成一片。他们的生活远比不上住在京工大院里的孩子们，但他们似乎没有那个大院里的孩子们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我记得，我们从托儿所一起长大的同学，真是两小无猜。可是上小学后，从城里什么钱粮胡同里转来的孩子们，心眼都不太好，一来就给我们同学拴对儿。说谁跟谁好了吧，挤眉弄眼的，特别讨厌。洩水湖小学的同学要单纯一些，大家一起玩耍游戏，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破事。

海淀镇是一个古老的镇，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也只有四年，但印象很深，也很好。站在西上坡，往西看去，就能看到六郎庄的稻田，还是颐和园的佛香阁，再远一点的玉泉山。站在充满农家气息的土地上，心里特别踏实，心情也特别舒服。当京西稻快成熟的时候，一阵阵稻花的淡淡芳香传过来，沁人心脾。

初中毕业后，考到位于机场路的电机学校。这里是电子工厂的集中地带。但我感觉远不如住在海淀舒服。可是这个阶段也是一个从少年到青年的一个成长时期，可是总的感觉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就成了大人了。

现在的望京，当时就是一片农田。我记得跟一个同学，那是在文革发生前的两三个月，到附近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生产队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干吗，我们说就是想跟社员们一起干活。结果，生产队让我们跟妇女一起到菜园子里劳动，好像就是摘已经成熟的茄子等蔬菜。等快收工的时候，一位大嫂，其实岁数也不算大，顶多二十岁，硬要往我们手里塞上几个大茄子。我们不要，说拿了也没法吃。结果那位大嫂吭赤就是一口，跟咬苹果似的，在茄子上咬了一大口，还告诉我们说，这就能这么吃。我们都傻了，赶紧告辞，逃之夭夭。

文革期间，我们算是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属企业参加工作。我和一百多个同年级同学分到北京绝缘材料厂。这个工厂位于宣武区和丰台区交界的地方，但名义上是属于丰台区的。所以，至少到这个时候，我还从来没有住过北京的城区，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这几个区的范围之内。一直都在海朝丰这些边缘地带晃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