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博士教育差在哪？

          2012年10月6日

     年内多次出访日、美、加、澳参加国际会议及进行学术访问。发现中国的博士遍布世界各地，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影响力了，甚至还意外的见到了自己的博士在国外工作。同时，很多华人学者都在关心中国的学术和博士教育。一位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的校友谈到，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计划创办“国际一流大学”。但是中国的大学水平究竟差在哪，很多大学校长并不一定很清楚。他认为，中国大学主要差在国际化上。目前，国际学术界早已形成特有的圈子，而中国改革30年以来，大多还在圈子之外。欧美日主流学术圈子少数核心人士制定国际学会和学术会议的规则，而中国大多游离在外，只做运动员，很少做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甚至连做裁判员的机会都不多。

    他的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比如塑性加工国际学术大会(ICTP)的Advisory Board只有十几人，可是中国只有1人，德国、日本都在3人以上，连做研究人员很少的葡萄牙都有一个代表。四年前换届时，中国代表提出增加两名中国人，最后无奈被日、德联合否决了。2011年德国ICTP大会，中国参会人数接近100人，占总参会人数5分之一，仅次于东道主，可是没有安排一个中国Keynote speaker，仅有两个Invited paper，获奖Poster也没有中国人的份。可笑的是，德国会议主席给自己的团队发了个一等奖。其实这并不是中国人水平很低，在塑性加工领域，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人早已今非昔比，科研成果已不比那些国家差多少了，有影响的成果和学者也越来越多。

    再如国际生产学会CIRP, 我们常称其为贵族会，主要由德国、美国、日本、丹麦、英国的若干著名学者控制。很多中国人只知道其会志CIRP Annals的SCI因子很高。每个国家会员不超过6个，在其Forming分组，几十年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会员。CIRP每年8月底会召开一次年会，每个会员只能发一篇文章或推荐一篇文章，入会条件是发表过两篇文章，没有强力支持者根本没机会被推荐或成为会员。同样，国际冷锻学会(ICFG）也是类似组织，不过还好，上海交大已经有人成为会员了。

    以上情况正在得到逐步改观，但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因为这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在塑性加工领域，要融入国际学术组织，必须首先创造机会逐步打入进去，为中国学术界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争办系列著名国际学术会议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比如哈工大张凯锋教授主办了2006年第9届国际超塑性大会，在这一领域中国无疑建立了巨大影响和话语权。本人正在筹办的NUMIFORM2013 (11th)国际学术会议已经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当然，我们还有IDDRG、NUMISHEET、AMPT、MetalForming等著名国际会议有待争办，相信是不远的事情了。

    但我们不应满足“融入”或“接轨”，还要敢于创造新的以“我”为主的学术组织，比如塑性加工领域的亚洲微成形交流会、环黄海镁合金研讨会都给我们创造了机遇。

    这里还没有具体谈到博士教育的问题。经过自己攻读博士、培养博士和与国际学术界多年接触的经历，我认为中国的博士教育比较欠缺的还是国际化方面。毋庸置疑，英文是我们博士生的弱项，毕竟目前英文是国际通用主要学术语言，我们的学生考试没问题，但用起来就不能说很到位了。很多学校毕业的博士没有英文口语交流经验，写作等都不很熟练，对英文领域通用的学术词汇和名称并不了解（中文往往有自己的学术词汇或名称，比如一个定理或假设，中英文之间不一定有直接联系），国际交流时受到限制，不能很快表现出真实水平，或不容易快速进入状态。其次是缺少国际学术交流经验。很多学者发现，日、韩、欧、美的博士生常常成群结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而我国博士生很少。但近年已有很大改观，例如2010年西工大10余名研究生去韩国参加NUMIFORM国际会议，哈工大、湖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也都有这些现象了。我们所也积极支持博士硕士研究生到国外参加会议，我们团队第一个出国开会的是个硕士生。这些事情与历史有关。过去，老师尚且缺少机会和经费出国参加会议，更顾不到学生了。如今经费逐渐充足，需要学校和导师共同制定政策创造机会。以后中国的博士生参加国际会议多了，见识必然多，认识国际学术名人不是什么难事了。中科院请进来的政策很有效，我们所几乎天天有国际名人前来访问作报告，学生想听报告、与国际同行探讨学术问题几乎是天天有机会。

    其实，说我国的博士教育缺少国际化也不尽然。我国的博士教育起始于1980年前后，国家的博士学位条例、各学校的培养过程都参考了美、欧、日等先进国家。只不过，我们学的过全，学得多的是表面，较少顾及实质。比如博士论文评审专家以前达到7-10个，现在减少了一些，可是由于有一两个反对的不会起作用，评审人权利弱化、分散，写否定意见就少了。答辩专家请5-7人，权利也分散，造成答辩走形式的多。我们是否学学英国只有一个评审人，他同时又是答辩专家，授予一个学位，他要用个人学术信誉担保的，也可以避免研究方向相差太大的问题。

    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举国都在谈“创新”，但人们对“创新”的理解相差太大。单对博士培养而言，应该是学术创新或学术发现。但目前很多培养单位和导师理解不同，有些将工程设计都看成创新，造成博士标准相差过大。其次，将发表学术论文看成博士论文是否合格的评价指标，根本是本末倒置。发表论文是培养环节，只适合做参考。

与JMPT期刊创办人、荣誉主编及AMPT会议发起人、中国文化爱好者、苏格兰老朋友Prof Frank Travis（77岁）十五年第三次相见，此次他送了我一本最近出版的自编小说The Making of a Goo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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