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人都很爱书。

明初文学家宋濂写过一篇《送东阳马生序》，文中自述其早年借书抄录以读书的艰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读后不禁为其求知的精神所感动。后又读过也是明朝人的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的故事：范钦一生辛苦，收集到7万余卷图书，建起了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同时范钦也立下了严厉的家规：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范钦在保护文化典籍方面功不可没，但当时能读到这些藏书的人却寥寥无几。

笔者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后，又听到、见到一些新的读书人爱书的故事。

伍献文（1900-1985年）是我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编著70余万字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他一生积累了上万册的科技图书资料，在鱼类分类组的资料室里摆满了6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每添新书，立刻登记卡片，分类上架，大家共用。伍献文去世后，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依然在水生所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藻类学研究的开创者饶钦止（1900-1998年），在众多学生弟子恭贺他九十华诞之时，他宣布将其个人珍藏几十年的藻类学文献共74集、1648篇无偿捐献给水生所图书馆。另一位藻类学研究者俞敏娟在退休时，效法老师，将个人的文献资料461册（篇）赠给水生所图书馆。

水生所图书馆还有一批藏书，既盖有“水生所图书馆藏”的印章，又标明“王家楫藏书”、“白国栋藏书”、“蒋燮治藏书”等字样，都是专业性很强的科技图书。图书的原主人都是水生生物学各领域的专家，他们生前为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去世后又留下了珍贵的图书资料。引用古诗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作比，似乎还有不足，因为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图书，更留下了敬业和奉献的精神。

一些青年学者也纷纷向研究所图书馆赠书。研究藻类的宋立荣博士在澳大利亚学术访问期间看到《世界淡水鱼类》等4册图书，遂购买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了图书馆；研究淡水生态的谢平博士出访美国归来，也捐赠了《动物发育遗传分析》等3册图书。这些外文原版书都价格不菲，国内又不易买到。

水生所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说，馆里接收捐赠的图书期刊总数已达2万5千余册。

这些捐书者都爱书，对书的追求不亚于宋濂，其方式却与范钦迥然不同。孔老夫子说过：“德不孤，必有邻。”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