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比较大的科技计划资助项目，往往都是提倡“集成式”或“组合式”创新。每年国家各级科技奖的评选，也都是评选出各种“集成式”或“组合式”的科研成果。与我国相反，国外的不少科技奖，如最著名的诺贝尔奖，往往只看重在科技研究中的某项重要发现，或解决了某个重要的科技问题。屠呦呦因为最先采用乙醚低温萃取法，从而获得了具有治疗作用的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若按照我国的“集成式”或“组合式”的创新要求，这个奖一定不会发给屠呦呦，而应该发给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的组织者或发起者。

我国从科学研究项目的设定，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指南，往往也要求是集成式，或组合式创新，如现在每年都有，至少三千万以上资助力度的重大科技专项，这些专项，往往都要整合一个单位，甚至好多单位的研究力量，为培养所谓“创新型领军人物”服务。这样，将来的科研成果报奖，也必然要求所谓“集成式”或“组合式”的研究成果，这些获得培养机会的“创新型领军人物”，也必然是这些成究成果的最主要获奖者。这样的培养方式，培养国内的院士是容易的，但这样的培养方式，能培养出一位国内外都承认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吗？

若是某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或单项的研究发明创造，可以通过发表论文的先后次序，或发明专利申请的内容与时间，确认某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相对而言，评审比较容易，也不容易引起争议。而“集成式”或“组合式”创新，争议就大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些“集成式”或“组合式”的研究过程中，某点重要的发现或发明，一定会淹没在集成与组合繁杂的管理过程中，同时这类奖的申报与评选，也留下了巨大的“幕后运作”空间，这些所谓的“集成式”或“组合式”的所谓研究成果，会运作的人通过让使用单位的领导也成为获奖人，或给这些单位领导其它好处而拿到他们的所谓用户证明，然后再用这些盖有单位公章的证明而报奖。选出的获奖者，可能就不是某关键点的发现与发明者，而是项目管理组织者。事实上，成功的集成或组合式项目组织者也是应该能获奖，只是他们应该获得管理方面的奖，而不是某个具体科技领域的奖！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增加，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资助力度也越来越大。各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都会对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给予资助。从项目的选择上，国家层面应该主要资助基础研究类型的项目。那些所谓的组合式，集成式创新，完全是利用一些重要发现与发明的基础研究成果，开发出能实际应用的技术或产品。这种研究，本来应该是企业形为，由企业投资或风险投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开发。企业或投资者从产品的市场上获得利润回报，而不是为了获取什么成果奖。当然，特别好的产品，可以从市场上真正的大规模应用情况，产品的销售情况得到证明，可以给予优秀新产品称号，甚至一些行业的奖项，如建筑业的鲁班奖。

人与人的智力与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很大，关键在于人的兴趣与爱好。有些人喜欢读书，若再掌握较好的读书方法，成绩就上去了。而有些人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整天考虑如何利用这种关系，这种人读书可能不如前者，但从学校毕业后走向社会，就不能保证会读书的人总能混得最好！大家都只有一颗脑袋，一颗脑袋往往难以做出两个脑袋的活。花了那么多精力做组织管理工作，在专项技术的研究上就难以尽心尽力也就成为必然。但我国提倡的这种“集合式”或“组合式”创新，最重要的人物，一定是项目的组织者，所以报奖的获奖者也必然是项目的组织者，将来升为院士，同样，也是这些组织者。

看一看工程院院士的评选就知道，基本上都是单位的领导或总工，当然，在中国，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能做领导，往往在没有做领导之前，学术研究也是非常优秀的。但问题是：做了领导，还有那么多时间搞学术研究吗？他们比长年在实验室或生产第一线做研究开发工作的人多一颗脑袋吗？当然，管理得好，团队容易出重大科研成果，但这些领导，就不应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获奖，而应是 突出管理奖。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国家的资助，应集中在基础科学领域，而与应用相关的“集成式”或“组合式”研究，则应由企业资助或由风险投资来解决。由于历史原因，以前国内的许多企业缺乏研究开发能力，许多生产企业，引进一条现成的生产线就开工生产了，从国家级层面上，保证实用技术的研究开发能力还是必须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国内的优秀公司，如华为，他们在研究开发上的投入，已达到，甚至超过国外的相关企业，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企业才能在国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地位。从国家层面，科研经费的投入应更多地支持基础研究领域，并在政策上支持和扶持企业开展“集成式”“组合式”创新。科研成果的表达与奖励，也只应注重于首次发现与发明，而集成式，组合式的成果，更应该从市场上获得奖励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