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唯”也好，“四唯”也罢，都是制约中国科研、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绊脚石，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举国上下共识，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展了异常声势浩大的清理运动。对于这场运动，乐观者有之，悲观者有之。作为在教育科研领域从业数十年的一名普通工作者，对于这种风风火火的运动，一直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四唯”显然会在清理的大棒下有所收敛，但难以根除；新的“四唯”改头换面后会以其他的形式死灰复燃，引发新的清理运动；这种现象会呈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波动趋势。

      这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早在文革期间，就引起了高层领导的警觉，然而时至今日，仍然难以消除。科教界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是由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与比较低的从业者素质共同决定的。

      行政化是个中性词，用在讲究效率的行政机关、军事行动是个好东东，但将其推广到教育、科研领域未必行之有效。教学是个良心活，科研需要在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创新，依靠权力的威慑力量，显然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科研领域千差万别，学科分工包罗万象，一言堂的行政管理模式难以处处兼、做到有的放矢。毕竟，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人、少部分的决策智慧低于群体决策智慧。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多个愿望良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顾此失彼，引发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泛滥成灾，最终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重大科研创新的诞生。

     素质的高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单单从教学的投入程度，科研的责任心、职业道德水平而言，如果考虑到从业者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程度、法律完备程度，我们国家的教学科研人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绝大部分教学科研人员的需求层次不高，住房刚需、父母养老、子女教育是从业者关注的重心。普通教学科研人员如此，领导干部也不例外。在这样一种素质约束情况下，只要相关政策法规开一个口子，就会涌来无数投机钻研者。在矫枉必过理念指导下，必然引发相关制度再次收紧、进一步走向刚性。

    在科教界行政化没有得到根除、在从业者素质没有得到极大提升前提下，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科研教育领域还会上映收紧——放松——再收紧——再放松的一幕幕反复折腾的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