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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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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朱巴
6月29号下午，终于到了朱巴。
上次来朱巴，接我的车因被检查耽搁了。出了机场就找了辆黑车，直奔住地Hamza Inn, 上车后觉得有点冒失，如果车开到僻静处打劫，我是毫无招架之力的。这次便谨慎多了，不再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有中国朋友要我帮着捎东西，原本说不用接，考虑到如果和接机的司机失联，会不方便，就改了主意。
人到了，有件行李却没到，十几个人排队登记，被告之第二天来取，朋友介绍说，埃塞俄比亚的航班经常出这种事，有时好几天行李都到不了。
接我的司机Saban是乌干达人，朱巴位于南苏丹的南部，距离乌干达和肯尼亚都很近，很多乌干达人和肯尼亚人在这里做工。如果把朱巴比作中国的边远山区，乌干达和肯尼亚人就好比江浙人，他们脑筋活络、教育水平高，素质也较好，所以南苏丹稍好一点的工作往往被他们占去，Saban英语讲得不错，开车也熟悉，他为国际NGO组织开车，收入相对较高。
出了机场，觉得一切如旧，神经便松驰下来，于是和SABAN攀谈起来。去年他筹划从中国进货做生意，年底要到北京，要了我的联络方式，可除了接过他一次电话后，再没听到他的消息。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的手机丢了，联系电话也就全没了，加上手头有点紧，就没去北京。他正在乌干达做搭帐篷的生意，材料源自中国，以后还会去中国寻找更多的商机。
沿途新起了不少漂亮的高楼，从外观上看，朱巴比去年更美观，然而，这只是表像。
Hamza Inn也还是老样子，紧闭的大门，严格的门卫保守，几排工棚式的平房，只是多了些花草，多了个水池。房间有水有电，有电视有空调能洗澡，还多个了小冰箱。
安顿下来后，原打算做点事，但困意袭来，无意抵御，于是倒头睡去。
据介绍：去年年底，首都朱巴发生了持续三天的激烈冲突，随后，首都形势得到控制，但武装冲突蔓延到其他地区。目前，首都比较安全，但从晚九点到早六点，全城宵禁。如果要出行，得赶在九点前回来。
蔓延到全国的武装冲突导致众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少人流离失所，其中有人逃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等邻国避难，邻国的主人对他们并不欢迎。许多难民以放牛为生，不速之牛分不清草还是苗，也不想分，饿了就啃，因此与以种植为主业的当地人产生冲突。
目前，冲突主要发生在盛产石油的团结州、 琼莱州以及上尼罗河州。目前，各州的州府还是安全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县及以下区域。
我被告之，不得私自外出；外出要联络司机；首都部分地区还不安全，不得前往那些地区；首都军警不时拦截车辆检查是否携带枪支，对此要配合；背包要注意，有骑摩托车的抢包党；南苏丹各地风俗多样，到外地时遇到人赤身祼体也别大惊小怪，这是他们的文化；有些当地人基于以前的集体记忆或个人经历，可能对陌生人充满敌意，别招惹他们。
下午两点，如期到机场取行李，这次开车的是SAMMY, 他是肯尼亚人，去机场的路上，他指着左前方，告诉我，当时激战就发生在那里，我问有伤亡吗，他说有很多，是士兵还是平民？都有。司机有个朋友受雇于联合国，开油罐车运送油料，运输途中遇到袭击，油罐车爆炸，他的朋友命丧黄泉。
他告诉我，他有个非常好的中国朋友，送过他一个小礼物，说着手指向挡风玻璃前挂着的写着福字的香囊，我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我。他转头看着我，似乎认出来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一件小礼物既然让他这么开心，我决定这次再送他件礼物。
这一访问，表明两国政府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对发展中国和南苏丹的关系无疑是利好的消息。
文章认为，去年底的那场冲突，与权力阶层围绕2015年的大选，争权夺利有关，是把政府当成部族私产，它引起了社会动荡，把这个美丽国家引向了无政府状态，应及早妥善应对。
南苏丹政府的精英们是这样解读的：去年底的那场危机是由苏人民解放军内部的政治和权力之争。作为执政党，宪政失灵，发展方向争执不下，党的领导招致国家大量损失至今没得到解决。精英们拒绝把这场冲突说成是部落间冲突、部落政变的说法。他们深知，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他们权力之争的解释，这样才能保证和平与稳定。它符合南苏丹公民的意愿，毕竟南苏丹避免了卢旺达式的悲剧。精英们这样解读，是因为为他们知道，如果拖延下去，就会毁掉1983年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认同。
自从1956年英国人离开苏丹以来，多数南苏丹部落各自维护自身的认同，而与其他人相区别。当时的英国政府未能把南苏丹各部落在同一个国家认同下凝聚起来，因此，南苏丹人才未能在1967年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喀土穆伊斯兰统治。1983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追求的目标是整个苏丹，不只是解放南苏丹。因此，建立南苏丹的国家认同是件挺难的事情。
马沙尔倾向于把这场冲突解读为部落冲突。他清楚，唯一能能让他的白军听得进去的信息是：他们被剥夺了参与联合政府的权力，尽管有很多努尔族人担任了政府中的高官，他们力图让西方人相信，解除马沙尔的副总统职务是故意剥夺他们的行为。马沙尔在冲突爆发后声称：一定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尊严，我们在国家这块蛋糕中的神授的位置。这种姿态让居住在上尼罗河州的丁卡族感到害怕，害怕以种族划线的做法会使他们成为攻击的靶子，就像1968年，1972年，1983年和1991年发生的屠杀一样。后来，在本提乌，有四百多非努尔族的无辜平民只是因为自身的身份惨遭杀戮。把攻击目标锁定于非努尔人的命令通过电台传播，在本提乌街道上宣布，在军队行进中呼喊。这种立场的破坏性后果显而易见，得在事件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及时采取措施。而丁卡人也开始袭击道路，并动员起来，2014年2月3号，当地一个县超过370人被袭身亡，鉴于冲突的血腥屠杀趋势，各个社区处于保卫国家和保卫自己的部落领土之间。冲突向部落冲突的急剧转向，非常不利于和平和国家团结。处在这个冲突区多数年轻人对在朱巴发生的苏人运政党内的麻烦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这场冲突是在部落之间的，因为我妈妈被另一个部落的人杀了。这样的态度会给南苏丹带来毁灭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如果这种偏激的政治观点不被纠正，和平与和解就没机会。这是任何政治领导人的职责，如果目前状况保持不变，不久的将来会非常困难。
据他讲，从美国返回时，途经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转机，在那里遇到了麻烦，如果坐飞机回来，得再呆过两天才能回来，他是坐汽车赶回来的。
Leben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他个头很高，很瘦，胳膊、腿都挺长，脑袋向后上方隆起，有点像蒋介石的脑袋。
Leben常挂在嘴边的话是No Problem。比如，上次到本提乌，事先没联系好住的地方，我问他，这行吗，他回答：No Problem。到了目的地，找到原来想去的一家，人家住满了，他还是那句，No Problem。于是再找另一家，我被蚊子叮就是在那家。在本提乌拜访当地官员，我问，不需要事先预约吗，他说：No Problem，在南苏丹，你不需要预约，推门就进就行，结果到了那儿，人家不在，他又说，No Problem，咱们到别的地方去找。问他怎么防范疟疾，他说，No Problem，他自己就经常得。
他的No Problem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事情本身没问题，而是他不把它当成问题，比如，你说，咱们上午出门可能会误了中午饭，他回答，No Problem，这不是说上午出门不会耽误中饭，而是说中饭吃不吃都行。
我想，Leben的No Problem，是一种生活态度，对外界要求不高，随遇而安。在非洲这块充满不确定性，常常发生饥饿、疾病甚至战争的土地上，靠着这种No Problem精神，才能从容应对，活得坦然。
比No Problem讲得更多的是，是Very good，别人说什么事，他往往点头称许，重复一下人家说过的话，再来一句Very good，Very一词发音拉得很长。比如，我说，今天下午三点见面吧，他会点头说，EN, 下午三点，Ve---ry good。
下午到Very good先生的办公室，拥抱、问候，把他要的巧克力送给他，然后商定后两天的日程。
6月29号下午，终于到了朱巴。
上次来朱巴，接我的车因被检查耽搁了。出了机场就找了辆黑车，直奔住地Hamza Inn, 上车后觉得有点冒失，如果车开到僻静处打劫，我是毫无招架之力的。这次便谨慎多了，不再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有中国朋友要我帮着捎东西，原本说不用接，考虑到如果和接机的司机失联，会不方便，就改了主意。
人到了，有件行李却没到，十几个人排队登记，被告之第二天来取，朋友介绍说，埃塞俄比亚的航班经常出这种事，有时好几天行李都到不了。
接我的司机Saban是乌干达人，朱巴位于南苏丹的南部，距离乌干达和肯尼亚都很近，很多乌干达人和肯尼亚人在这里做工。如果把朱巴比作中国的边远山区，乌干达和肯尼亚人就好比江浙人，他们脑筋活络、教育水平高，素质也较好，所以南苏丹稍好一点的工作往往被他们占去，Saban英语讲得不错，开车也熟悉，他为国际NGO组织开车，收入相对较高。
出了机场，觉得一切如旧，神经便松驰下来，于是和SABAN攀谈起来。去年他筹划从中国进货做生意，年底要到北京，要了我的联络方式，可除了接过他一次电话后，再没听到他的消息。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的手机丢了，联系电话也就全没了，加上手头有点紧，就没去北京。他正在乌干达做搭帐篷的生意，材料源自中国，以后还会去中国寻找更多的商机。
沿途新起了不少漂亮的高楼，从外观上看，朱巴比去年更美观，然而，这只是表像。
Hamza Inn也还是老样子，紧闭的大门，严格的门卫保守，几排工棚式的平房，只是多了些花草，多了个水池。房间有水有电，有电视有空调能洗澡，还多个了小冰箱。
安顿下来后，原打算做点事，但困意袭来，无意抵御，于是倒头睡去。
安全教育、取行李（6月30日）
据介绍：去年年底，首都朱巴发生了持续三天的激烈冲突，随后，首都形势得到控制，但武装冲突蔓延到其他地区。目前，首都比较安全，但从晚九点到早六点，全城宵禁。如果要出行，得赶在九点前回来。
蔓延到全国的武装冲突导致众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少人流离失所，其中有人逃到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乌干达等邻国避难，邻国的主人对他们并不欢迎。许多难民以放牛为生，不速之牛分不清草还是苗，也不想分，饿了就啃，因此与以种植为主业的当地人产生冲突。
目前，冲突主要发生在盛产石油的团结州、 琼莱州以及上尼罗河州。目前，各州的州府还是安全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县及以下区域。
我被告之，不得私自外出；外出要联络司机；首都部分地区还不安全，不得前往那些地区；首都军警不时拦截车辆检查是否携带枪支，对此要配合；背包要注意，有骑摩托车的抢包党；南苏丹各地风俗多样，到外地时遇到人赤身祼体也别大惊小怪，这是他们的文化；有些当地人基于以前的集体记忆或个人经历，可能对陌生人充满敌意，别招惹他们。
下午两点，如期到机场取行李，这次开车的是SAMMY, 他是肯尼亚人，去机场的路上，他指着左前方，告诉我，当时激战就发生在那里，我问有伤亡吗，他说有很多，是士兵还是平民？都有。司机有个朋友受雇于联合国，开油罐车运送油料，运输途中遇到袭击，油罐车爆炸，他的朋友命丧黄泉。
他告诉我，他有个非常好的中国朋友，送过他一个小礼物，说着手指向挡风玻璃前挂着的写着福字的香囊，我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我。他转头看着我，似乎认出来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一件小礼物既然让他这么开心，我决定这次再送他件礼物。
当地媒体评论瓦尼访华（6月30日）
来之前，姜恒昆老师告诉我，南苏丹副总统瓦尼可能在我出发的时候访华。在更安全世界办公室，看到一份《公民报》，这是南苏丹较重要的报纸，当天的头版报道了副总统瓦尼访华的消息，就在我离开北京的28号，瓦尼到了上海。这篇文章肯定了中国在南苏丹在石油、建筑、通讯等方面的贡献，还谈到，中国承诺在开矿、修路、电力和农业方面投入10亿到20亿美元，但文中抱怨：中国因为坚持不干预内部事务的立场，在解决南苏丹危机、实现停火问题上作用有限。文末也提到中国政府政策上的变化，今年五月，中国政府打破惯例，同意派出作战部队到南苏丹。这一访问，表明两国政府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对发展中国和南苏丹的关系无疑是利好的消息。
精英看冲突（6月30日）
这一天的《公民报》的观点栏目还发表了FRANCIS AYUL YUAR博士的文章“南苏丹，冲突的三种政治范式转换”，从南苏丹的精英、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三个视角，解读南苏丹现在面临的冲突。文章认为，去年底的那场冲突，与权力阶层围绕2015年的大选，争权夺利有关，是把政府当成部族私产，它引起了社会动荡，把这个美丽国家引向了无政府状态，应及早妥善应对。
南苏丹政府的精英们是这样解读的：去年底的那场危机是由苏人民解放军内部的政治和权力之争。作为执政党，宪政失灵，发展方向争执不下，党的领导招致国家大量损失至今没得到解决。精英们拒绝把这场冲突说成是部落间冲突、部落政变的说法。他们深知，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他们权力之争的解释，这样才能保证和平与稳定。它符合南苏丹公民的意愿，毕竟南苏丹避免了卢旺达式的悲剧。精英们这样解读，是因为为他们知道，如果拖延下去，就会毁掉1983年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认同。
自从1956年英国人离开苏丹以来，多数南苏丹部落各自维护自身的认同，而与其他人相区别。当时的英国政府未能把南苏丹各部落在同一个国家认同下凝聚起来，因此，南苏丹人才未能在1967年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喀土穆伊斯兰统治。1983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追求的目标是整个苏丹，不只是解放南苏丹。因此，建立南苏丹的国家认同是件挺难的事情。
国际社会看南苏丹的冲突
国际社会往往从东西方阵营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自从2002年和平快速推进以来，西方人把南苏丹当成他们的新生儿，独立后也是如此。他们记得为了和平曾下了血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和平协议都贡献多多，特别是美国教会，1983年运动开始以来，他们曾担心苏人解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在埃塞俄比亚有基地的美国开始并不支持南苏丹人，直到加朗作出政治方向的调整。美国人才开始与1994年与苏解领导人接触。于是有了2005年内罗毕和平协议。由此，南北苏丹冲突状况急剧变化，变得对南苏丹有利，因为南苏丹的基督教背景，独立后的南苏丹看上去会与美国人站在一边。西方人希望以后在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等全球贸易上有所斩获，美国人就声称，上尼罗河的油田是他们先发现的。南苏丹政府却觉得左右为难，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与巴沙尔政权合作开发油气田的伙伴，南苏丹需要展示对和平协议的尊重，以取得苏丹的尊重，同时，他们也需要硬通货用于建立国家，需要与充满敌意的苏丹搞好关系，以保障安全，因此，废除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协议转而讨好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可取的，起码在建国的初期是这样。基尔总统展示出他的智慧，他知道南苏丹能从石油生产获得不少收益，所以延续和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这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同时使西方人认为南苏丹从西方阵营倒向东方，觉得自己被打了一巴掌。西方国家向来把非洲看成可以随意控制和剥削的地方，在西方国家看来，南苏丹与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不可原谅的原罪。对他们来说，本届政府不民主、对其他少数族裔也不够包容，同时太亲东方，太不容易转变观念了。马沙尔倾向于把这场冲突解读为部落冲突。他清楚，唯一能能让他的白军听得进去的信息是：他们被剥夺了参与联合政府的权力，尽管有很多努尔族人担任了政府中的高官，他们力图让西方人相信，解除马沙尔的副总统职务是故意剥夺他们的行为。马沙尔在冲突爆发后声称：一定要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尊严，我们在国家这块蛋糕中的神授的位置。这种姿态让居住在上尼罗河州的丁卡族感到害怕，害怕以种族划线的做法会使他们成为攻击的靶子，就像1968年，1972年，1983年和1991年发生的屠杀一样。后来，在本提乌，有四百多非努尔族的无辜平民只是因为自身的身份惨遭杀戮。把攻击目标锁定于非努尔人的命令通过电台传播，在本提乌街道上宣布，在军队行进中呼喊。这种立场的破坏性后果显而易见，得在事件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及时采取措施。而丁卡人也开始袭击道路，并动员起来，2014年2月3号，当地一个县超过370人被袭身亡，鉴于冲突的血腥屠杀趋势，各个社区处于保卫国家和保卫自己的部落领土之间。冲突向部落冲突的急剧转向，非常不利于和平和国家团结。处在这个冲突区多数年轻人对在朱巴发生的苏人运政党内的麻烦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这场冲突是在部落之间的，因为我妈妈被另一个部落的人杀了。这样的态度会给南苏丹带来毁灭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如果这种偏激的政治观点不被纠正，和平与和解就没机会。这是任何政治领导人的职责，如果目前状况保持不变，不久的将来会非常困难。
Very good先生回来了（7月1日）
到了南苏丹，忍着困意，给Leben发了封件，告诉他我到了，结果没反应，第二天又发了封邮件，还是石沉大海。今天给他打电话，终于打通了。据他讲，从美国返回时，途经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转机，在那里遇到了麻烦，如果坐飞机回来，得再呆过两天才能回来，他是坐汽车赶回来的。
Leben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他个头很高，很瘦，胳膊、腿都挺长，脑袋向后上方隆起，有点像蒋介石的脑袋。
Leben常挂在嘴边的话是No Problem。比如，上次到本提乌，事先没联系好住的地方，我问他，这行吗，他回答：No Problem。到了目的地，找到原来想去的一家，人家住满了，他还是那句，No Problem。于是再找另一家，我被蚊子叮就是在那家。在本提乌拜访当地官员，我问，不需要事先预约吗，他说：No Problem，在南苏丹，你不需要预约，推门就进就行，结果到了那儿，人家不在，他又说，No Problem，咱们到别的地方去找。问他怎么防范疟疾，他说，No Problem，他自己就经常得。
他的No Problem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事情本身没问题，而是他不把它当成问题，比如，你说，咱们上午出门可能会误了中午饭，他回答，No Problem，这不是说上午出门不会耽误中饭，而是说中饭吃不吃都行。
我想，Leben的No Problem，是一种生活态度，对外界要求不高，随遇而安。在非洲这块充满不确定性，常常发生饥饿、疾病甚至战争的土地上，靠着这种No Problem精神，才能从容应对，活得坦然。
比No Problem讲得更多的是，是Very good，别人说什么事，他往往点头称许，重复一下人家说过的话，再来一句Very good，Very一词发音拉得很长。比如，我说，今天下午三点见面吧，他会点头说，EN, 下午三点，Ve---ry good。
下午到Very good先生的办公室，拥抱、问候，把他要的巧克力送给他，然后商定后两天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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