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硕士杨恒明发表声明退学的事儿已经过去有些日子了，但各方再议“苦力科研”的话题从没间断。在杨恒明眼中，“科研”应是“有意义的科研实践训练”不该是“毫无意义的‘苦力’劳动”。这促使他发表声明退学，痛陈“以4年宝贵青春的牺牲换取这一人生最大的教训，并借此警示师弟师妹们，慎重考虑人生选择。”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我觉得都该为杨恒明不堪为“一纸文凭勒索”、为“有意义的科研实践”的“呐喊”叫好。

杨同学“学业上从小一直一帆风顺，各种鲜花掌声和学科竞赛大奖玩着玩着就长大了”。在同学眼中也是个“天才”，曾经“在很多科目的竞赛中都是第一名”。按照常理，他完全有能力“混”下北大文凭。可他就是一副“放浪不羁”的姿态，对他所不认同的“所谓‘科研’”说不。

无独有偶。这不禁让人联想起2005年清华“造反”博士王垠的退学申请。比起杨恒明，王垠更一针见血：学校没有能力评价学生的水平，就拿文章数来衡量。这样的毕业标准造就的是怎样的学生，怎样的实验室呢？

笔者相信，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难能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举。他们首先参与到这个体制中，对体制中所谓的“秩序”和“理性”有着鲜明的自我表达：不要以为我们只会麻木地接受现实，我们有自己要保护的梦！杨恒明们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小说中，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并在受到不公礼遇时，让人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官逼民反”也好，一时冲动也好，可以说，自他们对被安排的命运说不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焦点已经从一纸文凭这样的“绝对真理”，转移到他们对问题所在的深刻认识上来。

冷静下来，杨恒明的“呐喊”，是否应该让研究生教育者们受一次教育？

且不论这其中是否有研究生扩招的恶果，单就某些导师对研究生的“粗放式”培养就值得商榷。“搞科研要耐得住枯燥”几乎成了这些研究生的第一课。笔者接触到的研究生形容自己一路上下来，甚至有“剥一层皮”的感慨。

现有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也许正日趋完善，但在落实中又有多少水分？有人说现在的导师“老板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学生解放了导师，学生成了“打工仔”。又有多少“老板”心安理得地“默”守成规。

其实莘莘学子要的并不是类似于西方十八世纪的贵族科研或者真空科研，他们更多需要的是真正的兴趣，是成就感，而不是用paper堆砌成的等级森严的进阶之道。

要知道，这一切本不该司空见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