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子勋
　　3月7日下午6时许，暮色渐渐降临。在湖南省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这里足足等了一个下午，为的是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
　　晚上6时20分，贺铿终于出现在驻地一楼的公共休息区。按照约定，他先接受一家境外媒体采访，本报记者只能坐另一桌等着。但本报记者心里有些忐忑，怕他不接受专访。在那家境外媒体采访结束时，记者赶紧迎上去，贺铿说：咱们饭后再约。这时，记者的心情才逐渐放松。
　　晚上7时30分，贺铿如约而至，欣然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今年经济增长面临四大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经济预期目标设在7．5％，你怎么解读？
　　贺铿：我认为，7．5％应该说是中央对经济增长理性的判断，因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确实遇到很多压力，这主要是：外需压力比较大；小微企业困难很多；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期，过去一味依赖房地产，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个不可持续的事，但也不可以让它反弹；至于投资，从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这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污染了环境，消耗了能源。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经济增长质量更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今年经济增长将要遇到哪些挑战？
　　贺铿：我觉得，第一，地方政府依然还是想保GDP，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克服的话，我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遇到更多麻烦。
　　第二，金融风险在加大，比如说房地产，如果下降太快，是有问题的；如果松绑，让其反弹，问题更大，所以说这是个两难问题。
　　第三，地方的债务，尽管大家说在可控范围之内，但风险还是很大。
　　第四，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都遇到了很大挑战，就是实体经济空心化，这种情况在2007年和2008年也出现过。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的物价控制目标是4％左右，和去年基本一致，但去年实际增长了5．4％，你对今年的物价走势是怎么判断的？
　　贺铿：今年的物价形势肯定比去年好，去年提出4％，当时我就说过，做好工作的话能达到5％，原因主要是去年的形势比较严峻。今年我比较悲观一点。有预测认为今年的物价增长为3％，甚至有人预期是通货紧缩，其实今年上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但4％应该控制得住，比去年好一些。第一，大家的通胀预期没那么高了；第二，我们的供给情况比较好，去年农业大丰收，粮食连续八年增收，粮食丰收是物价稳定的基石；第三，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出台的措施也很对，所以今年保障食品供给，牢牢抓住“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再者就是狠抓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应该说都很具体，这些如果抓得好的话，物价今年应该比去年要好点。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房地产调控处于关键时期，但有传言说目前多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下调了基准利率，有的甚至还在基准利率上打九折，你怎么看当前的房地产调控？
　　贺铿：房地产市场一定要调控，但限购限贷的方法我不赞成。买房的自由不能限制，所以，这个限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银行贷款是安全的，政府为什么不让银行放贷？其实这些办法都是些“岂有此理”的办法。但是发展到今天这样，我不主张改变，一改变就会带来很多麻烦。
　　怎样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合理消费，关键是开征房产税，当然，加税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也就说在正常的住房面积中不要增加，如果面积超过了很多就要征税，而且要征很重的税，要让大家感到，有房住得起，但要炒作就风险很大。

　　急需推进的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改革成为一个重要主题，你认为哪些领域的改革急需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会取得一些进展？
　　贺铿：我很赞成总理报告里关于重点领域的改革。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方面改革急需推进：第一，分配收入制度的改革。现在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内需上不来，从经济学上讲，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制度两极分化一定要得到改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中间收入者的数量。不改革这个问题，社会不安定，经济也不能发展。
　　第二，改革财税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一定要推行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这种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要少之又少，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责任。中央想做的事，中央全掏钱，地方配合做好，不要地方掏钱；地方的事就是按转移支付系数转到地方，让地方人大去审查它的预算，不要把地方跟中央混在一起，现在是钓鱼工程，弄得跑部钱进。所以转移支付制度要继续改革。
　　税收体制也要改革，进一步巩固中央财力，一定要加强中央财力，我们现在的中央财力占整个财力的52％，这其实不多，世界上都是70％—80％，甚至德国、英国都在90％。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均衡，没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欠发达的地区怎么发展，所以中央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支撑。可见，转移支付制度要改革，税收体制也要改革，不能削弱中央财政，我们的政策不能老听富人地区的说法，要听一听一般老百姓的看法，听一听穷人的看法。
　　第三，推进房产税改革，总理报告也提出了，我希望这个改革要突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房产税是引导合理消费，遏制投机的一个基本手段。不能靠禁，这是没道理的。
　　第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石油、煤炭，不能老让发改委去管，管得再好，市场的意见也很大，应该让市场去管，让市场决定一切。
　　第五，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老是要这么多储户存款赔钱就不合理，要让利率市场化伴随着民间金融机构合理化，我们这么多的社会资金不能老让它去放高利贷，要让它进入到合理的金融体系当中，阳光化。它的力量虽然不如国有四大银行，但足以可以去竞争一下，它要是给3％—4％的存款利率，这时老百姓才不会承认四大国有银行，所以说要有竞争，金融体制非改革不可，否则利率市场化没法推进。

　　金融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跟去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何区别？
　　贺铿：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就是不要过分扩张，所以我们今年的财政赤字相对减少了15％，我是完全赞成的；稳健货币政策就是保持合理的货币投放规模，金融是一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遇到困难，金融就得跟上，所以不是一般意义的稳健，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根据实体经济的情况，要在货币的量上掌握好，不是越紧越好，由此可见，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转变方式问题一直在提，但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贺铿：我认为问题在于没有找到着力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转变自己的能力，不要为GDP而GDP，引导经济自主增长。这是第一要转变的问题，不要稍微下降就着急又找项目又投资，要引导才行。第二是在政策上，要促使这个企业在自主创新上花力气抓问题，怎么促使呢？你不能简单地靠消耗能源来加大生产，一定要在产品的科技含量、技术含量上找出路，简单产品赚不了多少钱，只有科技含量高的才能赚钱，我们要有这个机制体制。苹果就是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