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香港大学谭力海教授的邀请，去年8月19日，我参加了国际中国语言脑科学学会召集的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下面是这个报告的摘要。

一、研究的简短回顾

我在汉语和汉字认知方面进行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那时我在美国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访问，弹指一挥间，一晃就是32年了。1998年以后，开始了语言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算下来也有13-14年了。2002年又转向语言障碍的研究，也有10年了，先研究口吃，后来也研究阅读障碍和失聪人的语言和阅读。去年10月，学校人事处通知我退休，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一年的退休生活。退休后主要做了几件事：1）修订了普通心理学教材，这本教材现在已经发行了60多万册；2）办了博客，10个月写了100多篇。写博客比较轻松，没有压力，精神上有不少收获；3）应邀在北京和广州几个兄弟院校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体会。回顾过去30年走过的道路，有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下面是自己近年来关注的一些科学问题和研究中的几点体会。

二、我们关心哪些科学问题？

1，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乔姆斯基（1965）曾经指出；“语言理论的重要任务必须发展对语言普遍现象的描写”。以后，G.A.Miller（1996）也指出，“当你研究语言时，就是在研究一个全人类都有的特质。科学地研究语言就是要研究一般性语言及语言的共同性”。从这些论述中，我体会到，语言的普遍性或共同性是语言的本质特性。

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语言的差异性或个性？30多年前，当我开始语言认知研究的时候，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以后也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理由有，1）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只有把每种具体语言的特性搞清楚了，才能真正解语言的共同性；2）语言的普遍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遗传特性，而语言的差异性反映了在一定文化环境下语言变异的结果。因此研究语言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文化环境对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它和研究遗传的作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3）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他们都使用某种具体的语言，因此，研究语言的差异性具有更直接的实践意义；4）研究语言的特异性，有助于研究者做出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为国际的学术宝库做出贡献。

当我们研究了语言的差异性后，还要回到语言的普遍性，要揭示差异性背后的普遍意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的普遍性。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具有“普遍”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

2，口语和文字阅读。语言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包括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文字学和语用学等许多方面。30年前，我是从阅读开始语言认知研究的。80年代中期，我计划研究语言产生的问题，但由于难度很大，缺少方法，只好中途放弃。近10年来，由于研究口吃、手势语和二语产生，才重新关心语言产生的问题。

这里我想起20年前我和来自香港的一位教授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研究口语和文字阅读哪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位教授的意见是，人类的文明是从有了文字或者说有了阅读以后才开始的，在以往5000年中，由于文字的传承作用，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当时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相对于文字阅读的5000历史，人类的口语却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了。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语言经验是怎样影响人的发展，特别是人脑的发展？

从这里我想到了几个问题：1）对脑的进化来说，究竟是口语的作用大，还是阅读的作用大？2）口语和阅读的认知神经机制是什么关系？3）口语和阅读的交互作用问题？口语的发展对阅读发展有什么影响，和阅读发展对口语又有什么影响？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3，语言和其他认知过程的关系。语言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语言功能也不是人脑的一种孤立的功能，它和人的视觉、听觉、注意、记忆，乃至情绪都有密切的关系。人的视觉和听觉影响到语言的理解和产生，语言又反过来影响到人的视觉和听觉；在不同的注意状态下，人对口语和阅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语言和情绪存在双向调节的作用，情绪影响到词汇的加工，同样它又会受到语言的调节；至于说工作记忆对语言的影响更是大家熟知的一个事实。近年来，我们投入了很大力量，研究情绪对语言的调节作用，提出了基于情绪调节的词汇阅读的神经模型，就是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能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下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产生。

4，语言经验和脑的可塑性。语言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可以粗略地区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静态的研究是指研究“现存的”语言理解和产生的脑机制，揭示相关脑区的功能、结构及其神经网络，而动态研究是指研究这些神经网络的“形成和改变”，包括个体发育过程中语言脑机制的发展，学习和训练引起的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变化。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采用静息态脑功能成像技术和皮层厚度分析技术，发现了短期干预引起的口吃者脑功能和结构的变化，在国际相关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三、有哪些体会？

1，理论建树和实证研究。近30年来，中国心理学家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但是，重要的理论建树似乎并不多，因而对国际心理学界的影响受到很大限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1）原创性的实验研究不多；2）不重视理论概括。理论来源于实践和科学实验，没有原创性的科学实验，就无法产生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理论。我常用“检验”和“被检验”来形容我们的研究，检验人家的工作很多，而独树一帜，让别人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被检验）的工作比较少，或很少。

在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中，建模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模型，照我看来，就是一种理论。就像一些著名的化学模型、物理模型和生物学模型一样，一个好的认知模型或认知神经模型，要总结和概括现有的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解释“认知加工”和“认知表征”，对研究作出预测，并指导进一步的研究。模型要经过反复检验，不断修订，才能逐步趋于完善。敢于修订自己的模型，需要研究者巨大的理论勇气。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学习。

2，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做研究要有好的思路，也就是好的科学问题。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和技术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许多原创性的研究都是从好的科学问题开始的。这些问题可能来自文献，但更多可能来自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以后我通过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提出，要把“提出问题”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要用问题来引领研究的深入。

在重视科学问题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研究方法。用冯特的话说，＂科学的进展是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了巨大结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提的＂。要重视“科学方法的革命”，这是做好研究的“前提”。10多年前，当我开始转向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时，一位在学术界颇有名望的外国朋友曾好心地对我说，做研究最重要的是idea，方法是次要的。他不喜欢脑成像技术，也一直不愿意涉足这个领域。10多年下来，我没有再见过他有很好的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他原来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力似乎也下降了。

方法和技术很重要，但不是技术决定一切。近年来，我接触了较多的高端刊物论文，尽管这些论文中，也有一些是用比较简单的研究方法完成的，但整体上说，谁能在方法技术上占领制高点，也就是居于领先地位，谁就有可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因此，我的体会是，好成果=好idea+好方法。没有好的idea不行，没有好的方法，也是不行的。

在最近的博客上，我和力海讨论过“空想家”和“泥水匠”的关系。空想家只有idea，没有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结果一事无成，而泥水匠做事踏实，但缺少宏观思维，因而也做不成大事。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就重要的科研工作。

3，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大家都希望把研究做好，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自己的体会是：要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所谓“大处着眼”，就是要思考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前人没有回答过的问题。我们的许多研究一开始就输在问题的提出上：问题太偏、太小，做不做关系不大，没有意义。这类研究不是不能做，但要想得到第一流的研究结果，是没有希望的。所谓“小处着手”是指研究的切入点应该小一点，实验变量应该少一点。有些人贪大求全，喜欢把变量搞得很多，很复杂，结果是，出来数不清的交互作用，不用说别人看不明白，有时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研究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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