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溜溜的硕果”——写书人的囧事

吴超/2017-07-10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知何故形成了一种文化，读书人谈钱就会被视为低俗，被视为没有品位；读书人写书好像都是为了出名，出名两字就可以补偿作者的一切付出，而且官员们对读书人的品格要求之一还要淡泊名利；人们获取知识好像从来就是不需要付费的，付给讲师的劳务费一般都叫讲课费，而比讲课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备课及知识再加工的劳动，却通常被忽略不计；有甚者，历史上还留下了类似“偷书不算偷”的经典谬论。这种文化对现在年轻人不知是否有影响，但我们这代人是受到了影响的。

久远的历史文化不说了，我们还是回到当前的现实中。本文想要说的是读书人出版学术图书的囧事。世上有一拨类似我这样的人，他们面对市场不公仍然抱着“一根筋”的情怀去写书和追求出书的酸溜心态。可不，假期又来了，我又可以开始了写新书的追求，但在起航之前先写这篇博文热身一下。

作为市场机制中的出版社，出版社给作者出书需要讲究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出版社首先是在不亏本的前提下运作出版业务。因此，现在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经常要作者支付数万到上十万的出版费，虽然大多数作者都不是自己掏腰包出书，操作起来基本都是由科研费开支，但科研费也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哦。不管什么费，现在作者出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由此看来，虽然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读书人不谈钱，但现在读书人所从事的事业和面临的现实还是绕不开钱的问题，即便是出书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情，除了出版合同需要谈钱的事，还有就是稿费也涉及钱的问题。

其实，科技工作者从开始研究到有了足够的素材可以撰写出版一部有价值的新书，无不凝聚着作者的巨大心血和多年辛苦的劳动。可这种劳动成果在供给世人所用之前，居然还需要生产者继续付出，而且得到的报酬却是几乎为零，这是一个多么奇怪和别扭的事情啊！

作为外行人可能一语就把作者给说死，出书不就是为了出名啊！哈哈，如果从出名的角度来看，出十本书可能都没有上一次CCTV的黄金100秒来的爽快。古代的确有这种机会，出一部书就名扬天下，像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等，可他们都是死后多年才出名的。现代社会靠出学术书来出名的作用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在十四多亿人口的大中国出版一本发行几千册的图书能出什么名？在现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简直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何况出书本身还有很大的责任，君不见几乎所有的学术图书在前言最后总有一句话类似“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和见谅”的话。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一根筋”忙于写学术书和出书呢？又有外行人会问，出书也能挣稿费赚钱啊！的确，在一个版权法实施的很好的国度里，不说什么畅销书小说，就是学术书也是能够获得颇丰的版税的。如果有严格的版权制度和文化，学术图书也是有一定销售量的。但在我们现在的国度里，版税是虚拟的收入。为什么呢？以自己出版过的一些书来说事，一本书出版不到三五年，就有一些网站在兜售电子书，下载一本2元；我开的课用的教材是我编的，但学生们来听我的课，拿的书大都是复印本（校园里批量复印1页5分，复印一本书10多元），我只能任其自然；课件的版权就更不用提了，自己做的很多课件不知道何人何时给传到网上当作有些网站的牟利资源，包括在百度文库下载等。如果作者们要去维护这种权益，那他除非活着没事干，而且几乎是100%无效的。但在一本书上百美元甚至数百美元的欧美国家，大学里也很少看到学生大量复印教科书中的章节，而批量复印则是大家都懂的违法之事。至于明目张胆把别人出版的纸质书制作成电子书和拿他人的课件在网站上兜售之举，一般极为少见。

如此所说，本来发行量就少的学术图书，还有什么销售量可言呢？如果说国家对大学生低收费是一种拿国人纳税钱来做公益，但科技工作可没有权力拿纳税人钱来做公益赠书啊，尽管学术图书作者的出版费也可能是纳税人的钱——国家科研费，但所用的这部分出版费远远不能抵消作者出书所付出的巨大劳动。

现今中国的这种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取知识的环境，实际是造成了一种很不公平的氛围，而且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版权法意识，以至于引发系列的不良链式反应。

现在，许多出版社出书的印数都是空白的，出版社把发行量当作商业秘密隐藏起来，而且一般都没有主动告知作者的印刷数量。出版合同表面上签订有稿费的支付方式，但很少有出版社主动按时给作者付稿费和告知详情的。其实，即使是一年中一本书没有发行量和没有稿费，把这样的结果给作者发个邮件也是可以的和需要的（哈哈，也算是给出版社提个建议）。一个出版社可能每年出版数百上千种书，我相信出再多的书出版社每年也是会做结算的，结算的时候给作者发个邮件应该简单不过了，这种事情甚至可以由计算机自动发送。但许多出版社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一本书出版了以后就常常与作者断了关系，作者也听不到什么稿费之音，书出版了就不翼而飞了。

国外一些名人出版一部传记，作者稿费可以达到数百万数千万美元。如此丰厚的稿酬离不开强大的版权意识和保护体系；国内现在一位当红影视明星演戏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片酬，也离不开版权的保护体系。

但国家现在对学术图书的版权保护，几乎没有多少实际作为。作为科技工作者，他们不是执法者、不是监管者、无能力维权者，在出版社和图书销售商及使用者面前，他们好像只有被批评的份，面对权利受损，他们只能是怀着酸溜溜的感觉，真的把出书当作“出名”了。

自己从1985年开始编讲义到199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书，迄今，个人独著和作为第一第二作者在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机械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中南大学和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教材和科普读物等已经有30多种，在此期间也从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学习到很多东西和建立了友谊。虽然科研费不多，但出版费还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期望出书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即使得到的也基本是虚的，如一部书得中国图书奖，两部书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两门课程（教材）获国家级精品课称号，其中有三部书得到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也仅是少出部分出版费而已。至于对图书出版以后的传播和稿费等问题总有着许多无奈和酸溜溜的感觉。

记个十多年前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对我说过：吴老师，我相信出版一部好书比做一个一百万的项目更值。我信了。确实出版一部书比做一个项目所花的心血更多，而且还能留下点痕迹。当出版了一部心里很喜欢的著作，捧在手里感觉远比一个“红本子奖状”有内涵得多！而且真的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为此，我放弃了不少做项目挣钱的机会。

在同行里，这辈子我赚的钱可能在数百万同行人之下，但我出书的数量却可能是在数百万人之上，这就摆平了。人生就是一种选择，我选择了我喜欢做的事。

   写到此，标题“酸溜溜的硕果”是什么，读者应该明白了。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