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断想三则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收入江晓原、刘兵主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3）·科学的异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一）

尽管中国有科技部和文化部，分别管理科学技术事务和文化事务，但是，广义的“文化”应该包括科学在内。这是无可争议的。如果一位成年人听到《茉莉花》的曲调都不知道这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歌曲，说明其音乐素养较弱，那我们能说他“有文化”吗？如果一个人见到《蒙娜丽莎》画作都认不出来，说明其美术素养较弱，那我们能说他“有文化”吗？同理，如果一个人遇到个人事务以至公共决策方面的重大抉择，不是依赖理性的分析、咨询与讨论，而是去求签算命，那我们能说他“有文化”吗？

（二）

音乐鉴赏力和美术鉴赏力都是熏陶出来的。没有谁天生就能判断出哪部作品是不是上乘的作品。熏陶需要时间，需要气氛，需要倡导。巴黎人的平均美术素养比较高些，维也纳人的平均音乐素养比较高些，都不奇怪。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成都等大城市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但是，这些城市的居民的科学素养是否一定高于其他城市呢？未必。为什么？因为缺乏足够的时间（成都的茶馆文化是源远流长，而成都的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迄今不过一百多年），缺乏气氛（很多城市的庙宇总是香火鼎盛，相形之下，科普场馆的访客要少得多），也缺乏倡导（身居高位者身体力行的倡导才比较有效，而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这位部级贪官却时常在家里烧香拜佛，包括求佛保佑自己别被“双规”）。因此，培育科学文化要从长计议，急不得。我们时常能见到“加快建设这个”、“加快建设那个”的口号，可是，如果想“加快”提高一个地方的公民科学素质，那是不可能的。这种打算本身就是缺乏科学性的表现。

（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错。但是，正如已故的龚育之教授所指出的：科学思想也是第一精神力量。遗憾的是，有人只看见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这一面，因此，将其视同经济活动来管理和考核。这样一来，就可能认为科研不合算。

科学研究合算吗?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近年来，国际上有很多经济学家在估计科学研究的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我国也有不少学人热衷于计算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期望获得这类数值的决策者和新闻界从业者也不在少数。他们仿佛都觉得，只要估算出的这类数字较高，就有利于政府和民间各界对科研的投资。

    问题是，这样的估计可信吗?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没有充足理由支持科研了吗?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Joseph Coates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进行这种估计从根本上说是误导的，因为它把不能分解的东西硬性分解了。在技术应用过程中，资金不起作用吗?劳动力不起作用吗?

    根据目前的经济学水平，对科研的经济价值作定性的估计也许比定量的估计更为可取，也更为可信。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进行探讨的重要意义。关于对科研的经济价值的定性估计，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晶体物理学家和科学学专家阿兰L·马凯是这样看的：“科学对世界经济的许多贡献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社会应深深地向科学致谢。因此，社会不应由于在科研上花了相对来说很少的钱而产出不够丰厚就牢骚满腹。谁也不知道未来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另一方面，科研的非经济意义也许更为突出，更值得我们强调。在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家，政府支持交响乐团这样的文化事业。政府认为文化活动有其固有的价值，因此，就不会追问交响乐团的票房收入是否足以自我维持。同理，科研活动能非常有效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科学普及有助于领导人成为更理性的决策者，有助于个人成为更负责任的公民，等等，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如果我们更多地强调和发挥科研的文化功能，也许就不太有必要在科研的经济效益方面作太多的纠缠了。

再打一个比方。过去，养儿是为了防老，可以认为养儿在经济上是合算的。现在，还有多少人养儿是为了防老?养儿的经济效益对于很多人恐怕是负值。但繁育后代自有其价值。人总是追求不朽的。由于后代承继了自己的部分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代就使个体生命永续下去了。也有人认为，孩子是一种最有乐趣的“玩具”，值得花钱。事实上，不管养儿的动机是什么，但只要把孩子培养成有出息又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则养儿对于父母在经济上也不吃亏。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把算盘打得那么精，就不会去生儿育女，或生儿育女后不好好投入时间、精力与金钱去教养，那么，就会失去不计其数的人生体验与乐趣，尤其可悲的是，失去了未来。

对于科研，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