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人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又称“援物比类”。它是以“象”的相似关联性研究为基础，发掘物质本质属性的实践方法。长期以来，“取象比类”便一直成为中医学广泛运用的推理方法，在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合理评价和恰当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究其客观性的理论依据，是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一种方式，在“象思维”受到空前关注和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取象比类是一种研究自然的方法论

“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代人们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又称“援物比类”、“假物象形”等。在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论述中，存在大量关于“取象比类”的现象。《素问·示从容论》指出：“夫经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圣。”同时，《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也提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等等。长期以来，“取象比类”便一直成为中医学广泛运用的逻辑思维方法，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取象比类是一种思维方式，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合理评价和恰当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探求其客观性的理论依据，在“象思维”受到空前关注和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取象比类”的逻辑依据。外观的雷同与内存的素质存在相关联的地方。也就是说，象的同一性和质的同一性存在一定范围的吻合。

近来，有人将中医学定义为：“媒体性属性抽象医学。”比如，他们认为，中医说的“火”是借助于自然界的火这个媒体去比喻人体发生的具有热性属性的疾病，这不是一个直接的表达，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类比和转嫁的过程。贾春华认为：“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逻辑是一种旨在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隐喻于中医药语言中可谓无处不在，病因学上“六淫”“七情”；发病学上讲“正邪胜负”；病机上所言之“上热下寒”、“表寒里热”；脏象学说中的“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中药学药物的“四气五味”；方剂学制方原则讲求的“君、臣、佐、使”；治疗原则中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无一不是基于隐喻的。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类比”，而“类比”是为中医学所强调的。

笔者考虑到，取象比类思想能够反复被成功实践，其本质在于自然界与存在于其中的事物在其发展变化过程当中，在阴阳消长平衡、五行制化胜复、气机升降出入等运动规律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协调一致性，而不同事物外在表象的相似和雷同则是这种本质运动的协调一致性的宏观反映。比如，自然界每天的阴阳消长运动的宏观表现为昼夜的交替，人类则表象为起居劳作，“日出日入、起居作息”则是相同本质（阴阳消长运动）作用于不同事物而产生的外在相似表象。综上所述，取象比类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研究自然的方法论。

二、取象比类用于现代中医研究

已故名老中医、国医大师任继学先生曾明确指出：不能只搞“研究中医”，还要做“中医研究”。“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取象比类是中医研究的一种方法，合理的运用必将为中医学的发展继续服务。近年来，惠于党和国家的中医政策，中医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医科研形势大好，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研究方法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更要尽可能保留中医学特色，注重原创思维，避免邯郸学步、削足适履，按照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中医，必将对提高临床疗效、科研创新大有裨益。

所以，搞中医研究要善于运用中医思维，包括“取象比类”的思想，要大胆想象，小心取证。“取象比类”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予思路，但不能胶柱鼓瑟。要能够通过特殊现象发现一般规律，善于通过偶然性发现必然性。但作为一种方法，必须经过不断实践才能熟练掌握，学习前人成功运用“取类比象”的经验，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1.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思想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运用最为广泛，几乎成为中医学理论的一大特征。无论是从其哲学母体中转嫁而植入的阴阳、五行理论，还是作为中医学原创理论的藏象经络学说，乃至病因、病机，无不存在着“象”的身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讲的是阴阳的象，同时《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讲的是关于其应用，也就是要根据“象”进行类比。“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营卫生会》）是通过取象比类对人体生理的描述。五行理论的象比就更为明显，不再赘述。

《素问·灵兰秘典论》将人体五脏六腑的“功用关系象”类比于“十二官职能关系象”，形象而清晰地阐述了脏腑之间的化生性整体关系，为后世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藏象理论提供了范例。

《素问·离合真邪论篇》：“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也就是中医学在萌芽之时，中医学理论的产生是医学家取天地之象类比人体的过程，所以“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而下文则对人体的病理通过象做了提示。

正是如此，《素问·气交变大论》提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作为对中医大夫的终极要求，这是因为无论是天文、地理、人事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能成为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点。

2. 取象比类用于现代中医研究

（1）中医病理中的取象比类

中医学许多疾病的病名及病理解释，往往来自对外界自然现象的直接或间接取象，比如狐惑病、奔豚气等。在病理上的应用亦不少，举例如下。

南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第三风痰停饮痰癖咳嗽曰：予生平有二疾，一则脏腑下血，二则膈中停饮，下血有时而止，停饮则无时。始因年少时夜坐为文，左向伏几案，是以饮食多坠向左边，中夜以后稍困乏，必饮两三杯，既卧就枕，又向左边侧睡，气壮盛时，殊不觉。三五年后，觉酒止从左边下，辘辘有声，胁痛，饮食殊减，十数日必呕数升酸苦水，暑月只是右边身有汗，常润，左边病处绝燥，遍访名医及海上方服之，少有验。间或中病，只得月余复作，其补则如天雄附子矾石，其利则如牵牛甘遂大戟，备尝之矣。预后揣度之，已成癖囊，如潦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水盈科而行也，清者可行，浊者依然停，盖下无路以决之也，是以积之五七日必呕而去，稍宽数日复作。脾，土也，恶湿，而水则流湿，莫若燥脾以胜湿，崇土以填科臼，则疾当去矣。于是悉屏诸药，一味服苍术，三月而疾除。自此一向服数年，不吐不呕，胸膈宽，饮啖如故，暑月汗周身而身凉，饮亦当中下，前此饮渍其肝，目亦多昏眩，其后灯下能书细字，皆苍术之力也。其法苍术一斤，去皮切末之，用生油麻半两，水二盏，研滤取汁，大枣十五枚，烂煮去皮核研，以麻汁匀研成稀膏，搜和入臼熟杵，丸梧子大，干之。每日空腹用盐汤吞下五十丸，增至一百丸，二百丸，忌桃李雀鸽。初服时必膈微燥，且以茅术制之，觉燥甚，进山栀散一服，久之不燥矣。予服半年以后，只用燥烈味极辛者，削去皮不浸极有力，亦自然不燥也。山栀散用山栀子一味，干之为末，沸汤点服。故知久坐不可伏向一边，时或运动，亦消息之法。

许叔微因为自身胃中有停饮反复治疗不愈，于是乃反思疾病的病理过程。经过一番“揣度”，联想到“潦水盈科而后行”的现象，创造性地提出胃“癖囊”的病理现象，成为中医学认识、治疗胃溃疡的开端，而这巧妙地一比，在数百年后才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得以验证，其关于癖囊的猜想与今日胃溃疡的龛影十分相似，这种取象比类的方法提高了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值得借鉴。

（2）中医治法中的取象比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明确强调中医的治法确立需要进行同自然界事物运动取象比类的过程。在《内经》时代，就有朴素的基于取象比类的治法，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等。经后世医家不断发展，又创立“增水行舟”、“提壶揭盖”、“围师必阙”、“釜底抽薪”、“扬汤止沸”等治法。通过取象比类而不断完善着中医的治法内容。

提壶揭盖法本为元代朱丹溪首创，是取象比类的一个成功案例。《丹溪心法》曰：“一男子病小便不通，医治以利药，益甚。翁诊之，右寸颇弦滑，曰：'此积痰病也，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已故温病大家赵绍琴进一步继承发展了“提壶揭盖”的理论，以“开宣肺气”的方法治疗水液代谢的疾病，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治疗各种水液代谢障碍疾病，尤其是肾系疾病。

受其启发，笔者领会到济川煎治疗便秘而用升麻一味，意图也是在“提壶揭盖”，手足阳明之气皆以降为顺，足阳明胃气郁闭，故浊阴不降，传导失司，故用升麻走胃，在于辛凉而散，提壶揭盖，以宣阳明气滞，胃气遂下，粪随气降。同时，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第三卷·大便不通》提到:“吾尝治老人虚闭，数至圊而不能便者，用四物汤及滋润药加升麻，屡试屡验，此亦救急之良法也。”中药药性的取象比类，为开发中药的功用提供了思路。结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升麻能够增强消化道的腺体分泌，有类似于中医的“生津润燥”作用，则通过“研究中医”证实了升麻的通便之效。

（3）中药学中的取象比类

前人用取象比类思想指导临床用药，帮助认识药物的功效，主要从药物形态与色泽、生存环境、生理特性方面出发进行研究，分述于下。

形态：药物的固有形态与其功效存在相关性。如藤本植物青风藤、络石藤、鸡血藤、忍冬藤等，通过“象”我们就会类比到人身的经络，进而联想到疏通经络的作用，验之于临床，着实有效。其他如橘核仁、荔枝核形似男性睾丸且具有温阳理气的功效而用于疝气肿痛；马兜铃、浮海石等体轻中空似肺叶而清肺止咳，芦根、蒲公英管茎中空而有通利孔窍的功能。桑枝、藕节、松节形似关节，因“枝者通达四肢”，而有治疗痹症的功效；核桃似脑而能补肾益脑；地龙形似血管而软治疗血管硬化之属与风证。

一些虫类药，由于它们钻爬穿透的习性，联系到通经活络的药用功效，经过实践，屡试不爽，也因此中医学还专门将这一类药物称为“虫蚁搜剔之品”。

色泽也属于药物的固有特性，历代不少医家以色泽而论述药物功效。如干姜本为生姜之干品，干姜色偏白，偏于入肺，温肺化饮；生姜色偏黄，偏于入胃，暖胃有功。檀香也因色泽分为两种，李时珍在《纲目》亦云：白檀辛温，气分之药也，故能理卫气而调脾肺，利胸膈；紫檀咸寒，血分之药也，故能和营气而消肿毒，治金疮。

生存环境：药物的生长环境时常决定了药物的性味，药物在生长过程当中需要克服环境中的某种偏性，进而具有某种特殊功效。比如生长在水湿沼泽之地的药物，如莲（荷叶、荷梗、莲房、莲子、莲藕、藕节）、菖蒲、泽泻等，具有利湿化湿的功效，水生动物泥鳅、鲫鱼亦是去湿上品，再如龟板、熟地黄都能滋阴补血，但龟板较熟地黄善潜而又不生湿。雪莲种子在0℃发芽，3~5℃生长，所以性温。

药物的不同生长季节会影响药物功效，如《神农本草经》记载菊花要“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意对应四气之升降浮沉，如桑叶、泡桐叶常要经霜打之后采收，即取其秋寒肃杀之气。

生理特性：动植物的生理特性，往往是人们最初试探其药用功效的出发点。比如鸡内金，人们最初通过观察，发现鸡赖啄食沙石瓦砾以助消化，故认为鸡内金有消食及化石等功能。经方大黄虫丸中使用了四种虫类药物，这四味虫药之习性各不相同，其中虫（即土鳖虫）身体断开后尚可自连一体，故有续筋接骨之功；虻虫善飞，狠咬猛吸，苦泄辛开；水蛭善潜，迟缓善入，咸软苦破；蛴螬善钻，虽具为虫蚁搜剔之品，却因习性而功效各有偏胜。中药天麻，其苗又称定风草，为独苗，不随风动摇，由此也是其作为息风药的宏观依据。

时至今日，上海中医医院王翘楚名老中医通过观察发现花生叶具有“昼开夜合”现象，进而提出花生叶与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同步,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物质基础的设想，从而研制花生叶制剂治疗失眠症，疗效显著。可见，“取象比类”对现在中药学研究仍有重要价值。

3. 切忌盲目取象比类

古今之中医药学家利用取象比类的思想，开拓思路，仔细钻研，取得不少成就，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但是，必须意识到，在“取”和“比”的过程当中，其实践主体是从事该活动的人。在整个活动当中，是以人的尺度来研究问题，因此，在没有标准和原则的情况下，怎样取类、如何比象则显现出主观性，因而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如某位大夫分析济川煎（当归、牛膝、肉苁蓉、泽泻、升麻、枳壳）的配伍关系，关于方中升麻的用意就以“火炉”做个了形象比喻，说炉子里的炉渣要想掏下来，就必须先往上捅，并称之为“欲降先升”法。于是，其在治疗一例女性习惯性便秘时，便刻意加入10g羌活，以求“欲降先升”。结果，由于羌活之燥，该女病人服药后10天未行大便。所以，其想法不失为一种思路，但是，关于升麻在该方中的意义以及在升麻治疗便秘的意义没有客观依据的条件下，不能盲目扩大化应用，更不能盲目扩大到所有升散药的范围。因此，类比的前提是认真地观察，格物致知，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事物之间的某种共性。相信我们如果能够按照中医学规律，运用中医思维进行研究，取长补短，古今合参，就一定能取得理论创新与临床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