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12期，33－37。 

摘要：美国各州政府近10年来普遍地采纳知识经济的理念，大力支持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一道创造高新技术。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CNSE）为例，作者分析了政府、产业界巨资支持的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社会网络；还剖析了州级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以及州级科技政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关键词：科技政策；美国州级政府；社会网络

 一、“迷信”于高科技的州政府科技政策

（一）州政府投巨资支持研发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各州政府都在“知识经济”框架下探讨本州的发展经验以及优劣势。许多州政府的科技政策显得非常积极，主要表现为投入巨资支持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研发。例如，加州政府于2000年资助加州大学3亿美元成立“加州科学与创新研究院”（CISI），下设4家研究所，每家研究所由2个以上的加州大学分校合作建设，并要从产业界等渠道找到相当于州政府资助经费一倍的匹配经费。[1]2004年，加州政府又宣布通过发行30亿债券的方式支持干细胞研究。再如，宾州自2004年11月通过清洁能源法案后连续几年投入巨资支持清洁能源的研发和使用。宾州州立大学为此专门重组校内研究力量成立宾州能源与环境研究院（PSIEE），现已吸引多家能源公司的巨额资助。2007年11月德克萨斯州的公民表决通过州政府关于发行30亿债券资助癌症研究的10年计划，该计划要求申请者从其它来源获得同样数额的配套资金。这像是各州政府在巨资支持研发方面开展竞赛。

（二）州政府“迷信”于高科技的基本特征

美国学者罗杰·盖格（Roger Geiger）曾这样总结21世纪初叶美国州级政府的科技政策：第一，重点支持创造高新技术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第二，强调产业与学术机构合作产生“聚集效应”；第三，支持高技术创业公司。[2]积极的科技政策源于一种“对高科技的迷信”——即突破性的尖端科技能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硅谷的成功使人相信，高科技产业的聚集会产生经济效益的“溢出”，使当地企业受益。然后，创新观念传播和实践，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创业公司在此良好的环境中快速地成长。

目前看来，这种“对高科技的迷信”已经蔓延到全美国。当然，这种积极的科技政策的产生、贯彻和延续除了政府、大学、企业等三大角色的意愿之外，还要有一些客观条件。其一，所在州拥有相应的智力资本，即有若干所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大学，有一批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相关企业。其二，所投资的科研领域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学术效益。例如，纽约州的纳米科技、加州的干细胞研究、宾州的清洁能源研究有着良好的前景。其三，只有大州、富州才有财力支持以创造高新技术为目的的产学战略联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2006年宾州、加州、纽约3个州的州政府部门拨付的研发经费各为1.1亿美元左右，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的分别为7500万、5510万、4230万美元。这6个州占了美国所有各州政府部门拨付的研发经费拨款总额的49%。[3]虽然许多人士认为统计口径存在问题，例如没包括州政府对（大学）科研基础设施的直接拨款，但是这一统计情况已反应出：只有富州才有财力支持高科技的发展，没有实力的州只有跟随富州的成功做法。

根据最近在美国一年多的观察，笔者发现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对大学科研的组织与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大型的跨学科中心在研究型大学涌现，承担起传统院系所不能承担的研究任务，如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解决工业实践和社会实践面临的应用性问题。这些跨学科中心经过几年努力后大都成为相应研发领域的“尖塔”，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下文将详细剖析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文简称“CNSE”）这一典型案例。CNSE是围绕纳米科技而组建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单独建制的学院。

（三）创造产学合作“聚焦效应”的典型案例

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技研发工作最早是由该校物理系的几名教授于90年代末开展的，起初得到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NYSTAR）的小额资助，自2002年起得到了纽约州政府的巨额资助。该校于2003年专门建立世界上第一所纳米科技学院——CNSE。到目前为止，CNSE还配套吸引了多家私营企业的资金，公私两类资金累计将近40亿美元。巨额的资助使得CNSE能购置最先进的研究设备，优越的科研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现有的40来名教授大部分来自外地。2007年纳米科技研究机构的排名中，CNSE名列全世界排名第一。

根据规划， CNSE的未来规模将相当4个标准的计算机芯片工厂；2006年CNSE有1000名技术工人，到2008年将达到2000多名。通常芯片工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5万左右，而CNSE的技术工人工资是8万到10万美元之间。纽约州政府2006年7月为吸引美国第二大芯片制造商AMD公司在奥尔巴尼市附近设立一家投资达30亿美元的、制造下一代芯片的工厂，决定配套支持该公司10亿美元。这些大项目极大地激励了相关企业在奥尔巴尼市集聚，当地房地产业也得以快速发展，2008年上半年当地房产价格比3年前涨了1倍以上，并且价格坚挺（近一年来其它城市的房产价格因次级按揭贷款危机而下滑）。

CNSE作为龙头不仅带动纽约州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奥尔巴尼分校的学术发展龙头，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2005年以来，CNSE与奥尔巴尼分校商学院合作成立科技管理方向的MBA项目，培养未来纳米科技产业的商务精英；还与该校的生物医学学科合作开展纳米生物科学研究。CNSE有助于奥尔巴尼分校进入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行列，成为美国东部重要的科研中心。CNSE还带动了位于附近城市其它高校的发展，如与位于附近城市的美国最老工科大学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和几所社区学院合作培养技术工人。

笔者在美国期间曾多次参观CNSE，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震惊”。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无法详细介绍所看到的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可以这么概括：CNSE是世界领头企业以及最顶尖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展合作的场所。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在此设置实验室，为教授和学生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场合作机会。师生们与来自世界领头企业以及其它大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享着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合作研究当今纳米科技（产业）的最前沿问题。目前CNSE的多数教授曾在产业界（如GE、IBM）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这种丰富的产业界与学术界“两栖”经历能为学生学习提供独特的视角，并能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铺垫丰富的人际网络。

总之，像CNSE这样一些大型的跨学科中心把技术创造、产业聚集、人力资本生产和新公司创建等活动有机地整合起来，在短时间内把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交互良好的学术共同体。这里看不到企业（产业研究）与大学（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做到美国人常说的“无缝对接”（seamless connection）。盖格曾这样评论这些大型研究机构：它们精心地创造“集聚”效应，产学双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能进行高水平的交互。这种交互能极大地促进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向产业界转移。[4]

CNSE目标是成为21世纪的“贝尔实验室”。2007年1月卸任的纽约州州长George Pataki就希望能以CNSE为龙头，在该州再造一个“硅谷”。我们有理由期待：纽约州政府、奥尔巴尼分校、产业界巨头会在纽约“技术谷”（Tech Valley）写出精彩篇章。

二、社会网络中的科技发展

（一）社会网络中的研发尖塔

像CNSE、CISI这些大型的跨学科中心大都是由大学、政府、企业等联合投资共建，需要同时向大学以及大学之外的机构等负责。它们一般不附属于某个院系，并且会经常跨越学校的边界。CNSE事实上相对独立于奥尔巴尼分校，不通过大学的教务长，而直接向大学校长和纽约州科技与学术研究办公署（NYSTAR）报告。CNSE还要积极地与哈佛、耶鲁、MIT等校以及世界级大企业通力合作开展研究。CNSE现有合作伙伴企业近260家，包括AMD、Intel、IBM、德州仪器、GE、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日本东京电子有限公司、荷兰ASML等世界级大企业。像AMD、Intel这些大企业原本是多年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们开始集聚于CNSE开展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显然，政府、企业和大学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下一代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要重大技术突破，而这要有多方的合作研究，无法由一家半导体生产商也无法由一个部门来实现。

像CNSE这样一些跨学科乃至跨学校的大型研究机构与州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学术机构、大企业以及与所在大学的有关院系之间的合作关系各种各样，相当复杂。盖格认为，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些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5]也正是有这种关系网络，CNSE、CISI这些 “研发尖塔”能产生积极的“尖塔效应”，拉动其它地方或其它研究领域的研发活动。

（二）社会网络中的政府科技政策

粗看起来，各个州政府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规划，部分原因在于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难以规划；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政策不仅受经济、智力因素的约束，还受到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影响。科技政策是政治家在权衡各种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各种力量对他们既拉又推。

美国两大政党的国家治理理念稍有不同，如共和党人可能更多地考虑大企业的利益，民主党可能更多地考虑中下层阶层的利益。两党在科技政策方面也有些差异。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但是在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方面，联邦政府中的总统、州级政府中的州长都起着核心主导的作用。就举CNSE这个项目来说。前任共和党州长George Pataki认为，纽约州的长远未来有赖于技术进步。在他的任内（连续3届12年）州政府大大地加强了研发的资助力度，特别是对纳米科技研发的资助，非常有利于CNSE的快速发展。但其它学科如生物科学的投入可能就会相对较少。2006年2月，纽约州几所私立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康纳尔大学等）为首联合近20所知名大学要求州政府增加对干细胞研究的投入。许多人士认为，2007年上任的民主党州长会制定新的科技政策，担忧现有的研发项目会受到较大的冲击。从现有的一些情况来看，民主党州政府对干细胞的研究更感兴趣，已经宣布了6亿美元的支持。民主党州政府还启动了7亿美元的 “纽约州北部地区复兴基金” ，其中有5000万美元直接拨给罗彻斯特大学的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所。奥尔巴尼分校担忧如果州政府早先已承诺的纳米科技研究资助在将来不到位的话，就难以想象CNSE的成功未来；而这已有先例，美国成立最早的莱斯大学纳米研究中心近几年就因资金不足而步履维艰。

除了两大政党外，还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会在州政府科技政策的出台前后发出声音：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领导游说政府官员和议员为学术研究拨更多的经费；科学家们欢迎州政府的研发投入，但又担心近在身旁的州政府会经常评估科研进展，干扰学术自由；大多数学生及家长则认为，政府在研发上投的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多大相关，他们的反对声会此起彼伏。例如，奥尔巴尼分校的许多学生表示，CNSE与已无关，希望政府能更多地支持自己的学业。大企业一般不会发出声音，因为政府的政策一般不会不利于它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尽可能”地照顾本州的小企业发展，不然民众会怀疑政府被大企业“收买”了。特别是这些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可能会被公众认为只是让大企业受益，那么政治家需要做出一番解释。州政府还要考虑本州各地经济发展的平衡，优先照顾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研发项目。例如，纽约州北部比较落后，州政府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支持来自北部的研发项目。

还有，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力量在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基督教的主流派别认为在受精的一刹那，人的灵魂就已产生，因此受精卵也是人。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布什总统认为提取干细胞而摧毁胚胎“等同于谋杀”。2006年7月在参众两院通过允许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H.R. 810后，他行使了总统否决权。现在个别州允许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但是联邦政府的科研资金不可用于该研究。

我们的观察发现，州级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科技政策是政治家（政府官员、议员）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如希望下次选举中本政党胜出的压力），综合协调各方意见而定下的政策；二是，政府需要明确地告诉公众某一政策或某项大的研发项目投资会促进本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在程序上，特别是推出巨额的研发投资计划时，不仅要在州议会讨论通过，个别州还进行全民公决。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政治家的治理理念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地采纳“涓滴理论”，即让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在科技研发方面，政府期望通过巨额的资助让若干个研发项目成为“尖塔”，创造知识生产上的突破性效应，从而带动其它地方或其它研究领域的研发活动。同时，社会公众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美国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公民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依赖于10年前的科技投入。所以，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地支持与私营企业有关的大型研发项目，在多数州并没有引发过于激烈的争论。

三、不断完善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前面提到，政府是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根据有关学者的定义[6]，我们知道这种社会网络就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NIS）。那么，美国政府的科技政策演变历程，就是国家创新体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就是各级政府、学术机构、产业界各自职责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形式不断变化的历程。下面主要讨论州级政府作为研发资助者的重要性。

（一）州级政府科技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与大学、产业界之间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当时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是与“冷战”背景特别是苏联卫星上天等事件分不开的，也就带有国防色彩。相比较，州政府对大学科研的重视可以说是近30年的事。1980年贝多法案通过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各组成部分的角色和功能都与80年代以前有所不同。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开始重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以增强工业竞争力。于是，不少州开始跟随联邦政府实施比较积极的科技政策。

州级政府在资助研发项目时，要面临着两大困境：第一，学术研究的结果往往不确定；第二，本州能否真正获取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基本上都是未知的。当时，有关各州的科技政策主要侧重于支持能促进当地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的大学科研。小企业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因素。当时，各州科技政策可概括为：（1）支持技术发展，重点扶持与当地产业有关的大学科研；（2）向大学与企业联合研究中心提供资助；（3）建立各种项目帮助小企业获取和吸收大学科研成果。这些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失去各方的支持。在一些所谓的测算中，州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并没有产生让人满意的公共利益，大多数项目的研发支出大于收益，特别是基础研究（大学科研）的项目更是如此。

美国州级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经历短暂几年的下滑后，各州政府在21世纪来临之前普遍接受“知识经济”的理念。许多州的科技政策显得更为积极，甚至是“迷信”于高科技的产业聚集会产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溢出”。我们也就看到了加州、纽约等州的巨额研发投入。

（二）州政府和公立大学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曾撰文分析，州级政府积极的科技政策是在20年来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没有快速增长、私营资本侧重支持科研成果转化阶段，而引发了研发前期、中期阶段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实施的。[7]联邦政府一直重点致力于创造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环境，例如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税收法律、专利法等；布什政府还把更多的钱放在了基础教育（如通过“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法案），以及支持大学生的学费贷款。并且，联邦政府近10年来侧重于支持小企业的科技项目，例如联邦商务部负责的先进技术计划（ATP）起初是想支持大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以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后来逐步地倾向于支持高技术小企业的启动。另外，联邦政府或企业界的研发资助越来越要求有一定比例的配套经费或配套基础设施。在这些背景下，州政府也就开始致力于支持大企业的高科技项目，重点支持会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研发项目，投入巨资改善当地大学的科研设施，引进大批优秀人才，以进一步吸引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研发资金。

由于政治等因素，州政府的科研资助经费倾向于流向公立大学，处于本州旗舰位置的公立大学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科研任务，其学术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上升，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与州政府、产业界积极地互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提升学校的科研竞争力。例如，前面提到的奥尔巴尼分校在最近的美国大学排名中上升迅速，其纳米科技研究则是迅速地进入世界最前列。美国公立大学的这些成功经验以及州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三）技术创造抑或技术扩散？

我国学者王春法曾分析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调整，认为那种调整方向并不主要是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而是促进科技知识的扩散和应用。由此，促成了以Spin-off形式产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兴起与发展，以及出现了创办技术孵化器和科学研究园区的高潮。王春法认为，“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表明，由国家创新体系所决定的国家创新能力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扩散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不在于创造出什么样的新技术，而是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知识以及怎样尽快地将这些新技术投入应用。”[8]

但是，从目前美国州级政府巨资支持技术创造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和技术创造都是科技创新链上两个重要的过程，不可偏向某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即美国各地自80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较多的侧重于技术扩散的科技园区，那么近年各方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在技术创造这一个过程。

不管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创造对一个大国的重要性，中国必须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一些关键的高新技术领域有所创新。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创新链的另一端——技术的应用上，那么，只能长期跟随和受制于他人。格林斯潘有一段讲话是需要我们深思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就是从外部进口先进技术，以区域内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再制造。中国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很成功。保持这种对全球市场的灵活性，对我们大家的政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9]中国不能再是廉价的世界工厂了！

四、结语

美国州级政府的积极科技政策是在各方的配合下产生的，目的是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确保整个国家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维护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和“世界大脑”地位。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科技研发的投入。国外研究机构认为，根据购买力测算，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位于世界第二，超过日本。当然，我国人均的科技投入还是不多的。根据美国经验，我们有这样一些建议：我国政府和各界都应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的原始性创新，而不是模仿基础上的创新；需要集中资源支持一些战略性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大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形成一些研发尖塔；要充分地认识到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地位，重视理工类学科的发展和工程技术类人才的培养。中央政府要高度重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立法，重点致力于改善基础教育，同时重视高校教育教学环境的改善，构建适合科技创新的法律环境和人才环境；地方政府要切实重视高新技术的创造与扩散，特别要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科技政策，加强与邻近省市的合作，联合资助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高新技术的研发，避免重复投入。（感谢NYSTAR的Kathleen J. Wise 和Ken Nyeu）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