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网叶摘录1，周恩来：事实比真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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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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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
穆欣
党史文汇》 2006年第3期
《人民日报》研究员崔奇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时写的回忆文章《高瞻远瞩,无微不至》中说：“周总理有一句名言：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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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看来是，对于现代高速发展的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只要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能较好地适应；如果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就有适应不了而导致失败的可能。高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网络经济、生物经济等实际上都是高科技生产力而不是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互作用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毋庸讳言，这种全球化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有利的，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是机遇，也是挑战。
黄枬森
应该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问题http://www.bjd.com.cn/gdjc/200905/t20090504_517999.htm
黄枬森
应该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问题http://www.bjd.com.cn/gdjc/200905/t20090504_517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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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本人在英国培格曼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满怀深情地说：“毛泽东主席说过：‘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郑晓国、南东风：《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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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谈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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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谈党内民主
金冲及
陈云历来重视和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把它看成党的生命。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七千人大会时说过，“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了”。粉碎“四人帮”后，他评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讲话，认为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中说的党风，主要是指党内民主的风气。
陈云强调党内要有民主，是与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连在一起的，目的在于使领导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时，他嘱咐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1982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又讲：“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
在陈云看来，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风气，还应当是一种制度。早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他就针对其中关于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并有权越级报告的规定说，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党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
陈云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对带动人民民主的扩大、深化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对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行试点，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决定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等等。这些举措凝结着全党的智慧，其中也包含陈云生前的心血。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陈云历来重视和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把它看成党的生命。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七千人大会时说过，“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了”。粉碎“四人帮”后，他评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讲话，认为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中说的党风，主要是指党内民主的风气。
陈云强调党内要有民主，是与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连在一起的，目的在于使领导了解全面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时，他嘱咐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1982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又讲：“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
在陈云看来，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风气，还应当是一种制度。早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他就针对其中关于党员对党组织的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并有权越级报告的规定说，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党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
陈云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对带动人民民主的扩大、深化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对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行试点，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决定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等等。这些举措凝结着全党的智慧，其中也包含陈云生前的心血。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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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陈 晋
对许世友的评价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人们常说许世友是一位传奇人物。所谓传奇，除他的经历外，还包括他的个性。对许的个性，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几次谈到。1967年9月16日，在杭州对杨成武等人说：他们要打倒许世友。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1971年8月31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问了南京军区领导成员的构成情况后，又对许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当面对许世友讲：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三次所谈，均涉及许世友的个性，诸如行事有魄力，但犯错误也很果断；能打仗，但缺少些文气；大致不能算是很全面，所以需要有好的“宰相”帮助。其中“犯错误也很果断”之语，或许是指“文革”初期许世友和意图打倒他的人硬碰硬对着干的做法。今天看来，这未必是错误，在毛泽东当时看来，即使有这样的错误，也要保他，至于是否是中规中矩的全面性人才，就更不是问题了。
许世友的行事风格，举“文革”中的两例可知。一例，1968年，张春桥看到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新闻纪录片后，对许说：你的镜头很突出，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许世友把桌子一拍，不客气地予以回击：“放你的狗屁，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此事见于许世友自己的回忆文章。再一例，写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1973年8月2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大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人选，先后提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四人。其他人没有异议，唯独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意思是周恩来一人即可。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周、康、叶）就够了。这明显是对王洪文不满。两天后中央召开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十大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在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后，许世友依然插话陈述自己的观点。当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当众大声反驳：“你有什么了不起！”
按政治生活习惯，许的上述行事风格，确实不能算中规中矩。但在非常时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倒不失为一个亮点，至少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毛泽东从正面去体会和点评许世友的个性，还说要保护他，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
早在1945年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说过一段很值得咀嚼的话。他讲：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在七大结束时作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对干部的要求和培养，毛泽东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和愿望，即全面发展。体会他各个时期的有关论述，所谓全面发展，大体上可用一些对立统一的概念来衡量。诸如德与才，红与专，文与武，刚与柔，政治与业务，实践能力与学识修养，看得到与抓得起，等等。不过，毛泽东也深知，全面发展，同时兼备各种特长的人才，通常情况下总是少数，也不常有。因此，只能相对地来看待和要求干部的全面发展，只能在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中来追求全面。故毛泽东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们的选举，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
关于德性和个性、才性的关系，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
实际工作总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去做的，人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和使用那些在才能上有所偏向，在行事上个性鲜明的人。
譬如德与才的问题。通常都讲德才兼备，这是我们不应该放弃的追求。但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工作任务，真正使用起人来，在强调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有时候则难免有所侧重。中国历史上，在由乱到治的时代，在主要任务是夺取天下的时候，就特别需要能够开拓进取、独立搞出某种局面的人才。因为你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才能弱了就可能掌握不住局面。这种情况下便有放任才能之士的做法，甚至出现曹操那种“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而在治世，在执政天下的时候，追求的是稳定宽和的政治局面，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老百姓，要给社会树立值得崇尚的风气，要给老百姓做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表率。这时候，对为政者德性方面的要求，就绝不是一件小事了。
关于德性和个性、才性的关系，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即觉得个性鲜明，才性有偏，德性或许就弱。这是把德性片面地理解成为了“中庸”。事实上，德性突出者也是有个性的，才性突出者就更有个性了。孔子评价自己的学生子路，说他的才能可以去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但却不满意他的个性太野，经常批评他遇事爱冲动，其实就是觉得子路在德性上不够“中庸”。但子路对儒家信仰的忠诚，对儒家礼仪的维护，却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有些迂腐。打仗的时候，为了遵循老师讲的“儒者死而冠正”的教导，去扶戴帽子才让对手瞅准机会杀死了他。按儒家的“党性”标准，这位个性鲜明甚至缺点突出的人，德性并不亏，在大节上是毫不含糊的。
“何胡子（即何叔衡）是一堆感情”
在个性、才性问题上，就更不能强求一律了。谢觉哉在延安发表过一篇《忆叔衡同志》的文章，里面说到：“在我还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之前，叔衡告诉我：毛润之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他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何叔衡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一师读书，又和毛泽东一道参加建党，二人相知甚深。毛泽东说他“不能谋而能断”，大概是说他在行事前思密曲谨，非其所长，但在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够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从而在重要关节上发挥其影响力。为什么能够在关节问题上果断而行，是因为有信念在，有勇气在，有感情在。故毛泽东还说过，“何胡子（即何叔衡）是一堆感情”。一堆感情，就不是一堆骨头，一堆肉，而是有灵魂，有精气神，有正义感，一旦触动这些，便能做出非常之举。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被留在苏区。在被敌人包围难以脱身时，他毅然跳崖而死。何叔衡那“一堆感情”，和不能谋却能断的个性、才性，为他的信念也为他的生命，画出了感人的辉煌。
毛泽东为王稼祥说公道话
当然，某些个性鲜明、才性有偏的干部，缺点也很明显，很容易被人看出他们的短处。诸如他们或者清高自负、骄激偏颇；或者刚正不阿，不近情理；或者才情四溢，敢于冒尖；或者执着精进，钻牛角尖。总起来说，不大好使用，不大好管理，有时不大听话。对这样的人才，似也不宜放弃冷落，如果用好了，或有奇效。譬如，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很有才干，但他很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向刘备汇报，“抑其威福”。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才使刘备能够应付时艰，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才干的施展。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显然是同意诸葛亮的处理方式。愿用、敢用、善用这种人才的领导者，总是以宽阔的胸襟接受他们的个性，发挥他们的才性，在他们遭受误解和妒嫉时，能够主持公道。“荆岫之玉，必含纤瑕”。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看来，不仅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用才之能，还要有容人之量。这当中，也包括宽容失败和错误。任何人都不会事事正确，事事成功。个性鲜明，才性有偏者，更是如此。他们犯错的几率比一般人要大，平时暴露的缺点，也比一般人要明显。犯了错误，接受了处理，如果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继续干事业，就有一个怎样看待、鼓励和使用，进而把他们被边缘化的苍凉感转化为往中间挤的热情和干劲的问题。
毛泽东评价王稼祥，该是一个范例。1931年王稼祥初到中央苏区时，曾参与了“左”倾领导对毛泽东的批判。长征途中，在讨论是不是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守敌时，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甚至提出：如果你们非打不可，我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王稼祥立刻回顶道：老毛，你这是什么态度，少数要服从多数。可见王稼祥是很直率坦诚，敢于说话的人。此后大家觉得他敢顶毛泽东，便推举他为新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参与指挥红军。1945年6月，王稼祥在七大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介绍了一般代表不大知道的王稼祥的一些贡献，也不回避他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毛泽东讲了王稼祥在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贡献，并说，在这以后，“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毛泽东讲这些，目的是希望代表们了解王稼祥，能够选举他为中央候补委员。
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关键时刻，多想一想，多提一提他们的功劳和长处，既是一种容人之量，也是一种用人之道。像毛泽东那样，在选举关键时刻公开把王稼祥做过的好事，一件一件地摆出来，确实让人感慨不已。正是有了这种“不拘一格评人才”的做法，才可能出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早在1933年就说过的那样：“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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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世友的评价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人们常说许世友是一位传奇人物。所谓传奇，除他的经历外，还包括他的个性。对许的个性，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几次谈到。1967年9月16日，在杭州对杨成武等人说：他们要打倒许世友。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1971年8月31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问了南京军区领导成员的构成情况后，又对许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当面对许世友讲：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三次所谈，均涉及许世友的个性，诸如行事有魄力，但犯错误也很果断；能打仗，但缺少些文气；大致不能算是很全面，所以需要有好的“宰相”帮助。其中“犯错误也很果断”之语，或许是指“文革”初期许世友和意图打倒他的人硬碰硬对着干的做法。今天看来，这未必是错误，在毛泽东当时看来，即使有这样的错误，也要保他，至于是否是中规中矩的全面性人才，就更不是问题了。
许世友的行事风格，举“文革”中的两例可知。一例，1968年，张春桥看到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新闻纪录片后，对许说：你的镜头很突出，你是要在华东搞“以我为核心”吧。许世友把桌子一拍，不客气地予以回击：“放你的狗屁，你才要‘以我为核心’哩！”此事见于许世友自己的回忆文章。再一例，写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1973年8月2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大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人选，先后提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四人。其他人没有异议，唯独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意思是周恩来一人即可。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周、康、叶）就够了。这明显是对王洪文不满。两天后中央召开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十大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在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后，许世友依然插话陈述自己的观点。当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当众大声反驳：“你有什么了不起！”
按政治生活习惯，许的上述行事风格，确实不能算中规中矩。但在非常时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倒不失为一个亮点，至少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毛泽东从正面去体会和点评许世友的个性，还说要保护他，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
早在1945年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说过一段很值得咀嚼的话。他讲：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在七大结束时作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对干部的要求和培养，毛泽东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和愿望，即全面发展。体会他各个时期的有关论述，所谓全面发展，大体上可用一些对立统一的概念来衡量。诸如德与才，红与专，文与武，刚与柔，政治与业务，实践能力与学识修养，看得到与抓得起，等等。不过，毛泽东也深知，全面发展，同时兼备各种特长的人才，通常情况下总是少数，也不常有。因此，只能相对地来看待和要求干部的全面发展，只能在干部队伍的整体结构中来追求全面。故毛泽东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们的选举，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
关于德性和个性、才性的关系，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
实际工作总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去做的，人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和使用那些在才能上有所偏向，在行事上个性鲜明的人。
譬如德与才的问题。通常都讲德才兼备，这是我们不应该放弃的追求。但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工作任务，真正使用起人来，在强调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有时候则难免有所侧重。中国历史上，在由乱到治的时代，在主要任务是夺取天下的时候，就特别需要能够开拓进取、独立搞出某种局面的人才。因为你面对的是强大的对手，才能弱了就可能掌握不住局面。这种情况下便有放任才能之士的做法，甚至出现曹操那种“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而在治世，在执政天下的时候，追求的是稳定宽和的政治局面，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老百姓，要给社会树立值得崇尚的风气，要给老百姓做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表率。这时候，对为政者德性方面的要求，就绝不是一件小事了。
关于德性和个性、才性的关系，有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即觉得个性鲜明，才性有偏，德性或许就弱。这是把德性片面地理解成为了“中庸”。事实上，德性突出者也是有个性的，才性突出者就更有个性了。孔子评价自己的学生子路，说他的才能可以去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但却不满意他的个性太野，经常批评他遇事爱冲动，其实就是觉得子路在德性上不够“中庸”。但子路对儒家信仰的忠诚，对儒家礼仪的维护，却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有些迂腐。打仗的时候，为了遵循老师讲的“儒者死而冠正”的教导，去扶戴帽子才让对手瞅准机会杀死了他。按儒家的“党性”标准，这位个性鲜明甚至缺点突出的人，德性并不亏，在大节上是毫不含糊的。
“何胡子（即何叔衡）是一堆感情”
在个性、才性问题上，就更不能强求一律了。谢觉哉在延安发表过一篇《忆叔衡同志》的文章，里面说到：“在我还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之前，叔衡告诉我：毛润之是个怎样了不起的人物。他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何叔衡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一师读书，又和毛泽东一道参加建党，二人相知甚深。毛泽东说他“不能谋而能断”，大概是说他在行事前思密曲谨，非其所长，但在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够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从而在重要关节上发挥其影响力。为什么能够在关节问题上果断而行，是因为有信念在，有勇气在，有感情在。故毛泽东还说过，“何胡子（即何叔衡）是一堆感情”。一堆感情，就不是一堆骨头，一堆肉，而是有灵魂，有精气神，有正义感，一旦触动这些，便能做出非常之举。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被留在苏区。在被敌人包围难以脱身时，他毅然跳崖而死。何叔衡那“一堆感情”，和不能谋却能断的个性、才性，为他的信念也为他的生命，画出了感人的辉煌。
毛泽东为王稼祥说公道话
当然，某些个性鲜明、才性有偏的干部，缺点也很明显，很容易被人看出他们的短处。诸如他们或者清高自负、骄激偏颇；或者刚正不阿，不近情理；或者才情四溢，敢于冒尖；或者执着精进，钻牛角尖。总起来说，不大好使用，不大好管理，有时不大听话。对这样的人才，似也不宜放弃冷落，如果用好了，或有奇效。譬如，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很有才干，但他很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向刘备汇报，“抑其威福”。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才使刘备能够应付时艰，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才干的施展。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显然是同意诸葛亮的处理方式。愿用、敢用、善用这种人才的领导者，总是以宽阔的胸襟接受他们的个性，发挥他们的才性，在他们遭受误解和妒嫉时，能够主持公道。“荆岫之玉，必含纤瑕”。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看来，不仅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用才之能，还要有容人之量。这当中，也包括宽容失败和错误。任何人都不会事事正确，事事成功。个性鲜明，才性有偏者，更是如此。他们犯错的几率比一般人要大，平时暴露的缺点，也比一般人要明显。犯了错误，接受了处理，如果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继续干事业，就有一个怎样看待、鼓励和使用，进而把他们被边缘化的苍凉感转化为往中间挤的热情和干劲的问题。
毛泽东评价王稼祥，该是一个范例。1931年王稼祥初到中央苏区时，曾参与了“左”倾领导对毛泽东的批判。长征途中，在讨论是不是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守敌时，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甚至提出：如果你们非打不可，我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王稼祥立刻回顶道：老毛，你这是什么态度，少数要服从多数。可见王稼祥是很直率坦诚，敢于说话的人。此后大家觉得他敢顶毛泽东，便推举他为新的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参与指挥红军。1945年6月，王稼祥在七大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专门在大会上介绍了一般代表不大知道的王稼祥的一些贡献，也不回避他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毛泽东讲了王稼祥在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贡献，并说，在这以后，“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毛泽东讲这些，目的是希望代表们了解王稼祥，能够选举他为中央候补委员。
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关键时刻，多想一想，多提一提他们的功劳和长处，既是一种容人之量，也是一种用人之道。像毛泽东那样，在选举关键时刻公开把王稼祥做过的好事，一件一件地摆出来，确实让人感慨不已。正是有了这种“不拘一格评人才”的做法，才可能出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早在1933年就说过的那样：“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8
听厉以宁讲经济学
许 怡
一提起厉以宁的名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的股份制思想，然而这一思想提出的背后有哪些少为人知的故事？又反映了厉以宁的哪些经济学思想？让我们一起来——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往往就会把中国股份制改革和他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没有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股份制改革；还有人说，厉以宁一席话，可以影响中国的证券市场，影响股市的涨与跌。那么，厉以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哪儿，其神秘的光环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听厉以宁讲经济学》一书为我们详述了厉以宁的经济学思想，揭开了厉以宁的坎坷、丰富的学术人生。
与苏联传统经济学诀别
20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经济系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支配地位。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专家学者强压住自己的观点，紧密联系现实的“热门”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落下来。厉以宁也跟着自己的老师，干起了外国经济史的翻译工作。阅读英文巨著大大开阔了厉以宁的视野，使他对日常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
但真正使厉以宁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切肤之感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本身的贫穷。从1964年到1971年，他前后三次被下放，这使厉以宁看到，农村是如此地穷，而许多村干部却胡作非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在有的地方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村的贫困大大冲击了厉以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从根本上对苏联的模式发生了怀疑。厉以宁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公有制反而不公？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答案是：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的思想就此发生了一个飞跃。1969年，他从北京下放到江西，在南京到镇江途中，隔江遥望对岸仪征的天宁寺宝塔，面对故土，他感慨万分，填了一首《唐多令》：
风雨小桃圆，杏花深巷边，遍池塘一色浮莲。年少只知乡里好，看新笋，竹林前。
鹰击九重天，燕翔路几千，半箱书伴我尘烟。从此应知天下秀，心已到，五洲间。
当厉以宁从根本上摒弃“兰格模式”之后，他就彻底与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传统经济学说再见了。他要走一条改革之路，要开创一套改革的经济理论。
中国改革有两大改革思路：一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一是企业改革主线论。作为后者的代表人物，厉以宁在中西经济发展史比较的基础上断言：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
思路一旦确定，厉以宁便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了。书中透露，他专心致志地搞经济研究，几乎搞得发呆了，以至于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询问对方要不要紧，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然而，在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艰辛地付出换来的却是嘲讽甚至恶毒的诽谤和诬陷。幸而有系主任和副主任的热情支持，厉以宁知难而进，奋力攀登，最终写出了长达1000多页的研究报告。然而就在研究报告即将发表之际，厉以宁忽然被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波澜中。
1967年的夏天一片混乱，很多人尚分不清自己的“组织归属”，就稀里糊涂地彼此斗争起来，图书馆内的读书静思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更多的时候，拳头代替了舌头。厉以宁则被当作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被批判——这个呆子，竟然搞股份研究，“股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合伙吗？伪科学！……当面对恶意的诽谤和中伤，厉以宁坚守着自己的研究没有动摇半步。当时，厉以宁惟一的心灵慰藉就是经济学。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改革的春风，也为厉以宁带来了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长期积累的文献卡片用上了，在资料室与农村做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一篇篇“旧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决心写一部自己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1983年秋至1984年夏，厉以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定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上，并下决心写出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厉以宁关于体制的研究是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背景而展开的，生产要素中的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市场体系，股份制就这样自然地被提出来了。
在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厉以宁从总量与结构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失衡的可能性，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滞胀理论”，并指出“滞胀”的解决涉及到微观机制的改革。真要改革，就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改革，不动企业制度而放价格，只会放出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结果。
然而在1985-1986年之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是学术界的主导观点，厉以宁并不信这些，他在1986年5月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由价格改革的失败所导致，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论断。而后，又比较了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十大区别，主张价格改革暂缓，率先进行企业制度改革。至此，厉以宁大体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并且一如往常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决不随势流转。1988年5月，经济学界有观点主张“闯价格关”，冒风险实行“价格放开”，厉以宁却提出两个问题：（1）价格放开，几千亿存款出笼怎么办？（2）价格放开，企业如何消除涨价压力？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价格不宜放开。厉以宁将此上升为理论：“宣传放开价格，等于是改变了人们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是可以使政府政策完全失效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将政治与经济研究挂钩的遗风也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学界为了某一种观点受到批评的事例时常发生。在这段时期，厉以宁因为第一个明确提出按传统解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有局限性等观点而受到批评和责难，也曾因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等观点而承担了较大风险。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厉以宁的许多经济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考——把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工作的重心，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同时努力转换政府职能，寻求新经济秩序之下的调节规范……
此书虽名为《听厉以宁讲经济学》，但对厉以宁的诗词才情也有不少描述。平时除了做经济方面的研究、撰写经济学著作之外，厉以宁还爱好即兴赋诗填词，或直抒胸臆，或感怀伤情，可以说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从书中所收录的词作看，你会发现他的词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和典故堆砌。他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年届七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厉以宁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
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著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
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
一提起厉以宁的名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的股份制思想，然而这一思想提出的背后有哪些少为人知的故事？又反映了厉以宁的哪些经济学思想？让我们一起来——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往往就会把中国股份制改革和他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没有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股份制改革；还有人说，厉以宁一席话，可以影响中国的证券市场，影响股市的涨与跌。那么，厉以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哪儿，其神秘的光环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听厉以宁讲经济学》一书为我们详述了厉以宁的经济学思想，揭开了厉以宁的坎坷、丰富的学术人生。
与苏联传统经济学诀别
20世纪五十年代，北大经济系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支配地位。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专家学者强压住自己的观点，紧密联系现实的“热门”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落下来。厉以宁也跟着自己的老师，干起了外国经济史的翻译工作。阅读英文巨著大大开阔了厉以宁的视野，使他对日常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
但真正使厉以宁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切肤之感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本身的贫穷。从1964年到1971年，他前后三次被下放，这使厉以宁看到，农村是如此地穷，而许多村干部却胡作非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在有的地方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村的贫困大大冲击了厉以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从根本上对苏联的模式发生了怀疑。厉以宁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公有制反而不公？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答案是：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的思想就此发生了一个飞跃。1969年，他从北京下放到江西，在南京到镇江途中，隔江遥望对岸仪征的天宁寺宝塔，面对故土，他感慨万分，填了一首《唐多令》：
风雨小桃圆，杏花深巷边，遍池塘一色浮莲。年少只知乡里好，看新笋，竹林前。
鹰击九重天，燕翔路几千，半箱书伴我尘烟。从此应知天下秀，心已到，五洲间。
当厉以宁从根本上摒弃“兰格模式”之后，他就彻底与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传统经济学说再见了。他要走一条改革之路，要开创一套改革的经济理论。
中国改革有两大改革思路：一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一是企业改革主线论。作为后者的代表人物，厉以宁在中西经济发展史比较的基础上断言：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
思路一旦确定，厉以宁便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了。书中透露，他专心致志地搞经济研究，几乎搞得发呆了，以至于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询问对方要不要紧，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然而，在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艰辛地付出换来的却是嘲讽甚至恶毒的诽谤和诬陷。幸而有系主任和副主任的热情支持，厉以宁知难而进，奋力攀登，最终写出了长达1000多页的研究报告。然而就在研究报告即将发表之际，厉以宁忽然被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波澜中。
1967年的夏天一片混乱，很多人尚分不清自己的“组织归属”，就稀里糊涂地彼此斗争起来，图书馆内的读书静思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更多的时候，拳头代替了舌头。厉以宁则被当作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被批判——这个呆子，竟然搞股份研究，“股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合伙吗？伪科学！……当面对恶意的诽谤和中伤，厉以宁坚守着自己的研究没有动摇半步。当时，厉以宁惟一的心灵慰藉就是经济学。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改革的春风，也为厉以宁带来了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长期积累的文献卡片用上了，在资料室与农村做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一篇篇“旧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决心写一部自己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1983年秋至1984年夏，厉以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定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上，并下决心写出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厉以宁关于体制的研究是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背景而展开的，生产要素中的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市场体系，股份制就这样自然地被提出来了。
在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厉以宁从总量与结构两个角度论证了中国经济失衡的可能性，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滞胀理论”，并指出“滞胀”的解决涉及到微观机制的改革。真要改革，就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改革，不动企业制度而放价格，只会放出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结果。
然而在1985-1986年之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是学术界的主导观点，厉以宁并不信这些，他在1986年5月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由价格改革的失败所导致，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论断。而后，又比较了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的十大区别，主张价格改革暂缓，率先进行企业制度改革。至此，厉以宁大体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并且一如往常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决不随势流转。1988年5月，经济学界有观点主张“闯价格关”，冒风险实行“价格放开”，厉以宁却提出两个问题：（1）价格放开，几千亿存款出笼怎么办？（2）价格放开，企业如何消除涨价压力？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价格不宜放开。厉以宁将此上升为理论：“宣传放开价格，等于是改变了人们的预期，而预期的改变是可以使政府政策完全失效的。”
事实上，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将政治与经济研究挂钩的遗风也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学界为了某一种观点受到批评的事例时常发生。在这段时期，厉以宁因为第一个明确提出按传统解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有局限性等观点而受到批评和责难，也曾因为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等观点而承担了较大风险。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厉以宁的许多经济思想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考——把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工作的重心，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同时努力转换政府职能，寻求新经济秩序之下的调节规范……
此书虽名为《听厉以宁讲经济学》，但对厉以宁的诗词才情也有不少描述。平时除了做经济方面的研究、撰写经济学著作之外，厉以宁还爱好即兴赋诗填词，或直抒胸臆，或感怀伤情，可以说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从书中所收录的词作看，你会发现他的词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和典故堆砌。他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年届七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厉以宁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
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著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
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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