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尉翔先生读拙文《创新出于自然》，发有如此评论：

 

这是对长期以来人们脑中一种错误理解的打击。这种错误理解的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成天呼吁创新（例如开组织生活会时强调什么“理论创新”），并希望通过各种制度的改革使得“创新”能够制度性的、规律性地、有保证的持续“产出”。我觉得这犯了西方思维的错，西方人当然认为什么都能分析个所以然来，于是有人研究创新思维过程，希望找出规律性来，大规模制造“创新”。我们中国文化本来是不至于折腾这个的。

 

我非常欣赏孙先生的评论，这不是因为他赞同了我的观点，而是因为他的评论对我启发甚大，使我有可能作更为深入的思考，这里我把进一步思考的初步结果发表出来，以此作为对孙先生评论的回复：

 

其实，西方的那套科学的本领在于，它能把已然创造出来的成果加以条理化，使之变成为一个逻辑体系，从而使得众人能够普遍的理解和接受，从而能够为他们所利用。这个工作是对创新成果的整理与普及，它推动了创新成果的社会化，使之成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这也就是说，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理论思维。但是，理论思维本身并不创造新知识，而只是赋予个别行为所创造出来的新知识以理论形态，从而使特殊知识转变为普遍知识，个人知识转变为社会知识。至于创新本身，西方人的本领一点儿都不比中国人高。中国人其实具有极高的创新能力，只是由于向来都不重视逻辑，缺乏必要的逻辑工具，所以不能把自己的知识创新成果转变为一种逻辑体系，从而使它转化为可以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应用的理论，因而只是停留在特殊知识和个人知识的经验水平上。

 

创新行为永远是个别人的特殊行为，创新成果则有特殊与普遍之分：特殊形式的创新成果就是经验，普遍形式的创新成果就是理论。中国人所缺乏的不是创新能力，而是创新的环境以及把创新成果从特殊经验转化为普遍理论的能力。关于创新的环境，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那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不考虑要不要进行创新，以至于连创新的念头都没有。这种环境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类似于惠能所谓“于念无念”的“禅境”；对于社会来说，就是从事科学的人们的意志受到尊重，从而他们可以在不受外力左右的情况下凭自己的意志自由地生活。当今中国，显然缺乏这种内外环境。至于把特殊经验转化为普遍理论的能力，我在许多博文中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中国科学界普遍缺乏理论兴趣，而且实际上还不完全是普遍缺乏理论兴趣，而是普遍缺乏理论思维能力，这只要看看逻辑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境遇就知道了。我曾就这个问题与中国著名逻辑学家王路教授有过交流，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离开逻辑是根本不能谈哲学的，但在中国哲学界，却没有多少人受严格的逻辑学训练（包括笔者在内），谈论哲学也不讲逻辑。大学里除了哲学系等少数系科以外，一般都不开逻辑学课。连逻辑学都不学，从而缺乏逻辑工具，又如何能进行理论思维呢？

 

所以我认为，对于知识创新问题，我们应该做的是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一是给科研人员以充分的尊重，为他们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不要行政官员动不动就对他们指手划脚，要他们做这做那或不该做这应该做那；二是要加强逻辑学教育，锻炼后代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三是科研人员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尽量避免以功利心去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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