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结伴东行

    我刚把行李放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喘口气，一个中年人──我房间的另一位旅客走来站在门口。他高矮适中，微胖，大眼睛，黑眼珠，双眼皮儿，尖下巴；着一身崭新的深蓝色毛料西装，内穿雪白的衬衣，领带打成蝴蝶结，皮鞋和头发全都是一样的黑又亮，显得十分洒脱。大而宽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红黑色宽框、大镜片的近视眼镜，脸色白晰而又透出红润，露出有数不完喜悦的神情。他给我的印象是光彩照人。相形之下，使我真有点自惭形秽。虽已参加工作近30年，但工资太低，时髦衣服买不起，合身的衣服也不多。自己“发福”得又太早，不到50岁就长得太胖了，以致肚子过大，很难买到合身的衣裳；而拙妻无文化，不谙裁剪和缝纫技术，所以只好仍然穿一件原来套棉袄穿的铁灰色涤卡旧中山装，蓝中长纤维裤子，都已有8年之历史，其所有能放开的缝都已放过（妻精于此道），洗得都有些发白（妻爱洁，洗得勤）。虽已步入中年后期，对衣着的过时不太介意，但在这样一位衣着整楚华丽入时的旅伴面前，脸还是不免发了热。

    旅伴好象一点也没觉察到我的微妙变化（也许佯作不察），直率而大方地向我打招呼：“刚到？”

    “嗯。您去哪？”因为附近就我们两个人，显然他是在同我打招呼。所以我立刻回答，同时随便问了一句。象北方人不管何时见面，总爱问“吃饭了吗”一样，是一种应酬，对方的回答不管是与否，问者根本不在意。

    “上海。您去哪？”他倒挺在意，认真地回答着，随着进了舱门。他放下行李，坐在铺上，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进口超长过滤嘴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谢绝了他的香烟，但同样认真地告诉他我是去南京。

    “多大年纪了？”他自己燃起一支烟，问。

    “49岁。”

    “属牛？”

    “属牛。”

    “三七年生？”

    “三七年生。”

    “几月？”

    “7月。”

    “几号？”

    “14号。”我不明白他为何象警察查户口似的问这么清楚，但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所以都如实地回答了他。

    “阿拉晚生36天。侬为兄长，请多多关照。”他对与我同年生感到兴奋，撇着蹩脚的上海腔。不知是为什么，常有人认为我是江南人，而他大概以为我是个上海人，要用“家乡”话同我对话，以示亲热。

    “巧遇。请不必客气。”我是山东人，曾在上海工作过几年，能听懂一点点儿上海话，但是不会说，所以我仍然操起十足的山东味普通话回答他。

    “真是巧遇。”他又恢复了普通话，但我们的确亲近了许多。

    “贵姓？”他又问。

    “免贵。姓徐，叫徐无。您贵姓？”我答，又回问。

    “姓杜，叫杜传。”

    “其实我也可以姓杜。”

    “怎么说？”

    “因为我母亲姓杜。我是可以随母姓的。”

    “那我们就是一家了。这就更加是巧遇了！”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其实我也可以姓徐。”

    “怎么说？”

    “因为我奶奶姓徐。如果我父随母姓，我又随父姓，当然我也就姓徐了。”

    “当然。”

    “那我们就更加是一家了！”

    “其实我还可以姓孙。”

    “这又怎么说？”

    “因为我妻子姓孙。”

    “那又怎样？”

    “我妻子姓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姓孙。我们的孩子有我一半的血统，既然有我一半血统的他们可以姓孙，当然我也就可以姓孙了。”

    “谬论！诡辩！──不过细想也有一点儿的道理。”

    “不是有一点儿道理，而是有百分之百的大道理。”

    “不过，若照此推下去，我们的血统关系网就非常之庞大了，谁姓什么姓都是有道理的，大家就都成了一家人。”

    “完全正确。‘大家’就是大的家，天下人是一大家。”

    “中国人说，我们的始祖都是女娲用泥做成的；又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西方人说，天下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这说的是宗教神话，或者是人文意义上的传说；我们讲的是客观实际，与其涵义完全不同。

    “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在他的革命基础论理之一的《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这是提倡‘天下人是一家’的正确理论。”

    “那么你肯定是赞成‘地球村’提法的了？”

    “岂止是赞成！我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拥护，而且除了拥护它积极的环境意义之外，我特别拥护它革命的社会意义。”

    “但是，同一个村的人也有矛盾，也会闹纠纷的。”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当然村内的矛盾也总是免不了的。但那是属于邻里亲朋之间的矛盾，是比家庭矛盾略大些的矛盾罢了；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则往往是天下最尖锐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血腥的战争，你死我活，难以调和。如果它能降到村一级，那将是全人类目前最大的福祉；如果再能降到家庭一级，那就真正是天下太平了。功莫大焉！”

    “这倒是不假。同一个村的人，虽有时闹纠纷，但大家相互关心、帮助却是经常的、真诚的。而且，全村人也都象同族人一样，划分了辈分，俨然有序，象是一家人。建立了地球村，全世界的人就都像一家人了。”

    “岂止是全世界！有不少人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外星球传来的有机物质逐步发展进化形成的，我认为极有可能就是如此。若如此，那么我们地球人在外星球还有祖宗和亲戚关系。所以，我们还不能只局限在地球范围内称兄道弟，要与宇宙相和谐。”

    “那我们就到宇宙空间去遨游，寻根问祖，串串亲戚。”

    “愿与君同行。”

    “一言为定。”

    稍顷，他又问：“老兄做什么工作？”

    我告诉他我是在中国海洋科学城──青岛的一个海洋研究所的学报编辑，也做科技情报工作。他更感兴趣了，眼里泛着光：

    “我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原来做过科技情报工作，也编过学术刊物。”

    “这就更加更加是巧遇了。”我简直有些惊喜。

    “咱们是同行，有共同语言。刚才我还担心遇不到个知音，这么长的旅途，那非得把我的嘴憋死不可。”

    “那就请多多赐教。”我使用了“官”话，虽然他已经把我当成了“知音”。

    他严肃了面孔，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说任何话，转身收拾他的行李，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我们都把洗刷用具取出，洗了一把脸，坐在沙发里，默默地吸着烟。我并无烟瘾，只是有时陪别人吸着玩儿，算是应酬，有人称这叫“耍烟”。我吸的是我消费标准中的高级香烟“大前门”，浅浅地吸进，缓缓的吐出。此刻，这位老弟“憋死嘴”的话，使我联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

    人长着嘴除了吃饭喝水，就是要说话用的，有话说不出来自然心里很难受，所以总想找机会说，以免“憋死嘴”。这一点，那些退了休在家闲坐的人体会最深。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大街上或茶馆里聚在一起聊天，热火朝天，津津有味，就是为了把话泄出来，交流交流。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嗜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十几年前的极“左”路线时期，话可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人们总结了1957年“反右派”以来的经验教训，谁也不愿因直言而戴“右派分子”或“右倾分子”的帽子，更不愿做张志新第二。所以，人们通常都备有用于不同场合的三套话：在政治学习会上说“社论”。谁也抓不住“辫子”；在家中对亲人说实话。除了“文革”中出现一些特例外，家中一般不大会出现告密者；出差在外，特别是在旅途中，在车上，在船上，在飞机上说真话，而且是最大胆的真话，隐藏在心中最深处的话都敢阖盘端出。旅客彼此之间并不相识，萍水相逢，并且很快各奔东西，谁也不会抓谁的“辫子”，谁也抓不住谁的“辫子”。所以，在旅途中，通过聊天最容易窥到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

    我的一个做人事工作的朋友奚元江，还利用这一点，躲过一场大祸。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1976年，社会上盛传江青的丑闻和企图窃取中央大权的阴谋。我们青岛消息闭塞，知道的消息不多。有一次，奚元江出差北京，常驻北京的我们的老所长周迪同周老向他透露了一些国外对江青的议论和北京反江青的诗词，他脑子很灵，都一一记在了心里。奚是个心里有话藏不住而又很健谈的人，历史上多次吃过亏，本性使他总也记不住教训。这次回所后，一两天便说遍了全所。没多久，“红色政权”追查“政治谣言”，没费多少周折便查到了奚的头上。豪爽仗义的奚元江自然不能出卖周老，但又无法否认自己说过，因为他说过太多次了。所以，便在从哪儿听到上做文章，逃脱了一次灾难。

    厉声问：“你从哪儿听到的？”

    奚元江轻松答：“北京始发的3399次火车上。”

    “什么时间？”问者边笔录边问。

    “上星期三早晨8点32分43秒。”奚仍然满不在乎。

    “什么人说的？”更进一步问。

    “一个着海军装的中年男军官。白净子，园脸盘，大眼睛，双眼皮儿，一口北京话。当时就坐在我的斜对面，靠窗子。”奚详详细细地“认真”回答。

    “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问者着急了。

    “实在对不起，在火车上萍水相逢，而且我又没料到你们对他这么感兴趣，所以我也没请教过他的单位和尊姓大名。”奚两手一摊，好像很遗憾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对那些反动诗词记得那么牢？”问者严词质问。

    “因为我的记性还没有退化。”奚坦然。

    “别人说一遍你就能记住吗？我写一首念一遍，看你能不能记住？”问者出难题。

    “那得看你写得好不好，你要写得好，念一遍我也能记住；就怕你写不好。”奚嘲弄问者。

    问者明知这是奚元江自己编的故事，但干着急，无计可施；虽然凶神恶煞，也只能讨没趣儿。但这样的“戏”还是不知重演了多少次，直到“四人帮”倒台，问者才“高傲”地按兵；又直到“广场事件”平反，他们才扫兴地尴尬收兵。错是没有人认的，因为问者们吃了大半辈子的整人政治饭，他们从来就是“一贯正确”的。

    现在，政策变了，人们敢于说真话了。眼前这位旅伴老弟要泄话，会更无忌讳了。且看他说得俗不俗，有味无味。

    没大一会儿，他提议说：“走，到饭厅去吃点饭！”

    “不了，我这里有方便面，等会儿冲两包吃就行了。请您自己去吧。”我的方便面足够吃三天的。

    “啊！”他好像故意表现得突然醒悟，“也让我方便一顿吧。咱们知识分子钱少，命苦，船上的饭咱们用不起。”

    我给了他两包方便面，两人都凑付了个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