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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幸福婚姻

 

    13日晨，船驶向三峡。

    我们倚着船甲板上的栏杆，欣赏着两岸的青山和江中的激流，船急驶向前。

    我：“这么美的景色，你写首诗吧！”

    他：“鄙人只会吹牛，不会写诗。”

    我：“你客气了。不过你提到吹牛，我倒想起发生在我们研究所的一个故事。那是在六十年代初，一位脑子非常聪明而且又善于观察和总结的朋友，仿照牛顿力学三大定律的结构，创作了某些人做人的三大定律：‘吹牛就是力量；骄傲就是资本；老实与吃亏成正比。’一时传播很广，‘文革’时还受过批评。”

    他：“此‘三大定律’很有时代特点，此人很有头脑。船快到三峡了，实在太险，我们可别再谈那些神啊鬼啊、狐狸精和什么人体特异功能了，也不谈吹牛了，以免险上加险。换个轻松点儿的话题，谈点儿常人常事吧，我们毕竟还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嘛！”

    我：“你可不普通。你是企业家，和我们可不一样。”

    他：“可能比你富点儿，这是现实。但我搞开发也是刚起步，当企业家还差得远着哩。我只是打算探索探索科研经费自我保证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可至今也还是在摸索中。其他，就和你一样了。”

    “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孙子外孙都快 4岁了。大概你的孩子还没结婚吧！”我拿出了我的‘王牌’，相信他绝不会有如我这样的经历。

    他笑道：“我懂《麻衣神相》。我说我和你一样，就是一样：父母健在，儿女工作，孙子外孙都快4岁了。”

    我诧异：“有这么巧：我俩同年又同命？”

    他：“命是不会相同的。我的夫人肯定就比你的夫人年轻。”

    我：“为何就敢这么肯定呢？”

    他：“算出来的呗。你我都有了快4岁的孙子， 肯定老家都在比较落后农村，很小就结了婚，夫人一定是大些的。”

    我：“对。我夫人就比我大4岁。”

    他：“我夫人也比我大4岁。”

    我：“可你刚才还说──”

    他：“我们离了婚。我的新夫人还我小4岁。 相信你不会也有这种经历吧。”

    我：“的确。我和我夫人感情很好，当然不会离婚。”

    他：“我看你仍然是个迂夫子，我不相信你们夫妻间有多少共同语言。感情怎么个好法？能算成是爱情吗？”

    我：“感情是婚后培养出来的。婚前互不认识，结婚时都还是小孩子，婚后一起长大，互相照顾，互相爱护，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生儿育女更加固了这种感情。”

    我：“不错。”

    他：“实际上是用儿女这根绳字把两人的感情栓在了一起。”

    我：“栓也好，捆也好，反正是两人更亲密了。”

    他：“这种幸福模式是我们祖辈中幸运者创造的，非幸运者大有人在。而且，这种幸运者的幸福也是需要至少一方得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我：“怎解释？”

    他：“不用解释。你就是个例子，你就付出了代价。不信，你就谈谈你的家。”

    我：“......”

    他：“怎么？这还用打腹稿？还需要酝酿感情？”

    我：“这倒不是，只是说出来挺难为情的。”

    他：“偌大年纪脸皮儿还那么薄。你我在船上，上有天，下有水，没第三者，什么话也都被长江的激流冲走了。说吧！”

    我：“......我10岁结婚，她14岁。”他毫无惊诧表现，与以前听我讲这故事的所有人的惊异反应都绝然不同。

    “当然，我们都是奉父母之命结合的，谁也不懂结婚是怎么回事。”

    他：“那时农村落后，也许现在城市里10岁的孩子就懂得结婚是怎么个事了，但恐怕也不会有太深的理解。”

    我：“我小时候可不象现在这么呆，我会唱很多的歌，而且不怯生（老家人叫‘闯实’），到哪儿都敢唱。那时我的脸长得雪白（我乳名儿就叫老白）又胖乎乎的，尖下巴，圆脸蛋，双眼皮儿，嘴甜甜的，逢人便叫应叫的尊称。很惹人喜欢。父亲很喜欢我，常带我到朋友们面前去炫耀，把我放在人们中间的桌子或凳子上，让我唱歌、讲故事，或者喊人称谓。大家都夸我聪明伶俐，都很喜欢我，很愿逗着我玩。

    “岳父和父亲是至交。他特别喜欢我，疼爱我。

    “当时，我的家乡刚解放两年多，大姑娘都得上街扭秧歌，上学读书，或者参军；如果是结了婚，成了媳妇，就可以不参加。我岳父虽然出身贫寒，但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很深，觉得女孩子就该大门不出二门不到，不然就是没教养。为了不让他唯一的女儿不扭秧歌不上学不参军，就与我父亲商议定下了我们的婚事。

    “记得祖父还问过父亲：‘还跟孩子商量商量吧？’当时我就在旁边，父亲却说：‘他懂什么！’意思是不用与我商量。后来知道我妻也无人跟她谈过。我们的婚事就由两位父亲代为包办了。那时《婚姻法》还没公布，不然他们也就包办不成了。

    “那年是丁亥年（公元1947年），农历十月初八，我坐着4 个人抬的大红色花轿把妻子娶回家来，拜了天地和父母，就算是结了婚。白天倒也感到很新鲜，我穿着结婚礼服──外面罩着浅蓝色大褂的长袍，戴着礼帽，上身十字披红，领着三岁的妹妹，从大街西头到东头走了个遍。若非母亲及时派人把我叫回来，我还不知道要炫耀到什么时候才肯回家。但到了晚上我犯了愁，至死也不进洞房跟一个陌生人睡在一个炕上。借口是没人给我脱衣裳穿衣裳，没人给我盖好被子。晚上撒尿谁给我拿尿盆？父亲吓唬我，差一点儿要打我的屁股，还是姥姥想出了办法才解了围。她老人家把我搂进她的怀里，亲了亲我的脸蛋儿，用甜言蜜语把我哄进了洞房，帮我脱了衣服，让我钻进了被窝，又给我盖好被子，把尿盆放在我的枕头前面。把我安顿好，她老人家就离开了。折腾了一天，我兴奋得太疲乏了。用被子蒙上头，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任凭闹房者们吵闹，我全然没有听见。

    “妻子发育早，也许是比我大几岁的关系，14岁已有成年人的个头，胖乎乎的，圆圆脸，白里透红，眼睛又大又圆。在我这个又瘦又小又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孩子看来，她实在是太美了；乡亲们也都夸她长得漂亮。我庆幸自己娶了个俊媳妇，虽然并不知道媳妇究竟是干什么的。每逢吃饭或有其他机会，我总爱一直瞪着眼不错眼珠地傻傻地看着她，于是她的脸上也就不断地飞着红晕。但是，我们谁也不敢主动同对方说话，不敢有任何的接触和交流，因为害羞。所以，我们在结婚后的4年间，从没说过一句话。

    “据说在约旦，按祖辈传下来的习俗，青年男女结婚之后，在女方生育之前，虽然两人生活在一起，但不允许彼此说话，有事只能用手势交流。我们无意中，却自觉遵守了约旦习俗，而且连手势都没打过。

    “但我感到她很喜欢我，疼我，也许她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总要跟一辈子的，不喜欢也得喜欢；也许她真的喜欢我，不是有好多人都喜欢我吗？后来她说她真得喜欢我，所以不敢亲近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小，怕被外人哄出来，让人笑话。

    “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该换的衣服，到时候她就放在了我的枕头边。凡是我将要用的东西，她都提前预备好，放在我容易看到又容易拿到的地方。我需要什么，就好象她会算出来，让我十分地佩服她。这是我一生中被人照顾得最好的时期，好象连母亲也没这么细心过（也许这以前我太小，母亲的照顾记不清了）。

    “爷爷每逢赶集总要给我们买回点儿好吃的东西来，每次也总有她的一份，但每次她都不吃，拿回我们屋里，留给我吃。我很感激，但我连谢谢也不敢向她道一声。

    “我们可能是都太小的缘故，当时我们胆子都很小。天一黑，插上屋门，谁也不敢独自走出屋门一步。逢到外出，我们就一前一后地一块去，互相壮胆。虽然我们过得很枯燥，毫无情趣可言，默默地互相配合着，但我们相处得很融恰，就象亲姐弟一样。她从不欺负我，我们谁也不怕谁。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拉肚子，一个人不敢去院子里的厕所，又不敢叫醒她陪我做伴，竟至因用尿盆不当，屙了一褥子稀屎汤。害得她第二天整整洗涮了一天，但未半句怨言。（也许她当时可怜我年纪太小即遭此罪）

    “我们家乡有一句好象是约定俗成的话，叫做‘娶了媳妇就成了大汉子’。所以，那时我得经常在人们面前充大人，不苟言笑，一本正经。我直纳闷：我刚刚10岁多，怎么就变成了大人？想来想去，都是因为多了个她才惹出来的麻烦。有了她，使得我不能放开胆子痛快地去玩耍，尽情地在爷爷和父母面前撒娇。所以，当时我总希望她回娘家，而且住的时间越长越好，以使我能在此期间回归到儿童状态。这正合她意，她在这儿侍侯丈夫、爷爷和公婆，又劳累，又拘谨；回到娘家，兄妹5人仅她一个是闺女，娇惯， 为所欲为，所以她很愿走娘家。开始母亲给她的假较长，后来，逐渐地母亲给她的假越来越短，她的父母也撵她来我家‘认家’，慢慢地她也就很少回娘家了；偶尔回去，住的时间也不长了。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门口跟小朋友们玩耍，远远地看见她走娘家回来，于是便把大门插死，不让她进门，希望她再回去。她在大门外哭，我叔叔来把门叫开，还打了我一个耳刮子。

    “1951年，我们结婚后的第4年，初夏的一个晚上， 一件大不幸的事情降落在我家。我的姐姐带着我的两岁的小外甥来走娘家，和我们一起居住的西厢房里。我们刚刚睡下，我姐姐喝了她丈夫给她治病的药，没多时就中毒死亡了。

    “姐姐临死时挣扎的惨象，小外甥惊呆的脸庞，我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当时我们简直是吓坏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晚上怎么也不敢闭上眼睡觉。于是父母把我们搬到了东厢房去住。过了三个多月，她嫌东厢房是旧房，要求再搬回西厢房，父母当然同意。

    “在搬回西厢房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一闭上眼，就看到姐姐的惨象和小外甥的惊呆的脸庞，好象事件刚刚发生过一样。我无法入睡，用被子蒙上头也不敢睡。我痛苦极了，我简直想放声大哭。可是，人们都说我娶了媳妇成了大汉子，怎么能哭？我蜷曲在自己的被窝里瑟瑟发抖，思索着解脱的办法。一种求生欲迫使我向她靠拢，一点一点地移近她。她早已觉察到我的行动，大概以为我要撒尿，于是就把尿盆移得离我更近一点。我只好顺水推舟，把尿盆拿进被窝，挤出一点尿来。但这并未解决我胆小害怕的问题，我还得继续我刚才的行动。她大概有点莫名其妙了，在静静地用耳朵听着我的动静。我一点一点地逼近她，终于轻轻地掀起她的被窝，头放在了她的枕头上。她的左胳膊压在了我的脖子下，但是我当时并未没觉察到，只顾着瑟瑟发抖了，后来感到脖子底下发热，一股热流源源不断地向我方传递，才知道她的左胳膊在那儿。我静听着她的呼吸声，她的脉搏在我脖子下强有力地起伏。她既不拒绝，又不接纳，只是一动不动，气喘得越来越粗；我依然瑟瑟地发抖，进退两难，欲哭无由。就这样僵持着，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很久很久，非常地难耐。慢慢地我感到她的左臂在轻轻地往里弯，一点一点地把我的头揽进了她的怀里。忽地她的右臂也紧紧地搂着我的腰，我们紧紧地联在了一起，我再也不发抖了，而象是触了电，一股热流迅即流遍全身，全身发麻，浑身酥软，感到无比的舒服。也不知是为什么，我啜泣了，两行热泪流到了她的胸脯上。

    “自此，我每晚都睡在她的怀里，脑袋枕着她的胳膊，小脸蛋儿埋在她高高隆起的两个乳峰间。她的胸脯宽广、温馨、柔软，呼吸匀称、深沉、有力。随着一呼一吸，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我就象睡在摇篮里，感到无比的安全。我睡得香甜、安详，从不失眠，从不做恶梦。我听惯了这胸音，闻惯了这肉香，至今仍然是我治疗失眠的最有效的措施。我相信，当时她也从我身上汲取了胆量，她常常紧紧地搂着我，下巴死死地抵着我的头顶，有时竟至使我喘不过气来，但我觉得很幸福。她温柔敦厚的母性，使我变得更加幼小，让我又重温了童年的梦。每逢我们亲近的时候，我都不断地用娇声亲切地叫她‘姐姐’，她也一连叠地用柔声回叫我‘小弟’。至今这仍然是我们化解矛盾的特效良方，每需要一使用，就一定会烟消云散天大晴。

    “但是，我们都害羞，白天仍然不说话，除非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于是，我天天熬着等天黑，企盼着我们两人世界的来临。一旦到了黑夜，就怕天亮。可恨短昼长，更恨长夜短。也不知为什么那时的夜晚竟是那么的短，也不照顾我这个只愿长睡不愿起床的孩子。我的母亲真可悲，她同意让儿子早结婚，在感情上把儿子送给了儿媳妇，自己只剩下了道义上的儿子。

    “就这样，一年多以后，我们的儿子诞生了。那时，我刚考上初中半年。

    “我们的宝贝儿子可真成了全家乃至全家族的宝贝。因为他是他这一辈第一个向这个世界来报到的，他的降生使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平升了一辈，大家都喜气洋洋。十二日、百日，全村人都来凑热闹，送百家衣、百家锁、手镯和玩具；我一向勤俭的爷爷，也不顾一切地打酒，杀猪杀羊，宰鸡宰鸭，大摆筵席，招待前来贺喜的宾朋和乡亲们，为他的第四代庆贺，比过年还排场。我虽因在城里上学，未能参加庆宴，但心里也是乐滋滋的，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福感。人们也都说我早生贵子，是有福之人。妻的地位显然又提高了很多，她的幸福感比我更加强烈。她爱怜儿子，更加眷顾我，呵护我。我俩都浸沉在幸福里。这就是35年前，我们夫妻间的第一个感情激荡和融溶的时期。

    “三年后，我们又生了个女儿，长得很俊，极象她的妈妈。这自然是锦上添花，我们夫妻感情也更加亲密了。又 4年，在‘大跃进’的年月，1958年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我们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儿子，我给他取名‘秋峰’。可惜翌年就给饿死了，我们共同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感情上的最大的打击。为此，我还写了八句诗祭奠：‘九九重阳佳节令，／苦命三子秋峰生。／秋高气爽峰顶见，可怜未显命先终。／慈母拉扯有年余，忙父同居几点钟？／饿魂飘飘离父去，悠悠苍天度永生。’

    “我非常羡慕，甚至是嫉妒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不管白天和晚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同他们的母亲任意亲昵，而我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才可以。

    “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们夫妻的感情越来越亲。我外出读书、工作，时时牵挂她们母子。我工资低，给他们的钱太少，他们在家乡受了不少苦。我一人在外面，他们更惦念我。每相逢总是难分难舍，刚分手就又企盼相逢。那时我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来回不到10天。当时，我们就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诗句来安慰我们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春节造反派不让我回家探亲，春节后她设巧计骗过了造反派，把我从‘牛棚’里调回家，从精神上安慰我，又让我吃上可口的饭菜，保养了半个月。看着她的良苦用心和我的一双可爱的儿女，我增添了活下来的力量，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不然，我可能早就变成另外的物质组合形式了。没想到，在苦难中，1968年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1970年我被造反派‘解放’后，1972年又生了个女儿。我们有了4个孩子， 可真是大丰收了。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根据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她和孩子们都调到了我身边。从此，我们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创造了更加亲密和谐的新的家庭生活。”

    他：“看着激流，船又开得这么快，你却讲得如此抒情。看来你是真的对此念念不忘的了？”

    我：“夫妻恩爱，忠贞不渝，应当念念不忘。”

    他：“实在说，你讲到现在，我和你的婚姻经历基本上是相同的。不知你们后来的情况如何？”

    我：“后来，我就竭力使她幸福。──”

    他：“这是报恩！而报恩并不等于爱情。”

    我：“这是报亲！”

    他：“是何含义？”

    我：“她爱我，我爱她，相互回报。”

    他：“可是，这与报恩有何不同？”

    我：“这是建立在互爱基础上的相互回报。”

    他：“我相信你能造就一个幸福的人。”

    我：“别人也这么说，可是不能够这么说。我们共同的幸福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我给了她，她给了我。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容分解。”

    他：“我倒愿意听听你是如何使她幸福的？”

    我：“她刚进城，一切感到新鲜。一家人团聚了，子女们在身边，粗茶淡饭也不再用愁。两个大孩子都结了婚，又都生了孩子，绕在她身边，她感到满足。”

    他：“这是封建的子孙满堂的家庭思想。”

    我：“也许是的。但是，人们刚从那种社会过来，一下子完全摆脱那种思想，恐怕不那么容易。现在，我们生活在这种思想氛围中，而要坚持过另一种理想思想指导下的生活，只能是流于空想，自寻烦恼。而且，这种天伦之乐毕竟还是给人一种精神享受，现在人们的私生活还主要是由家庭成员相互照顾的，这是现实。现在只能在河湖里游泳的人，不能奢望享受在大海里游泳的乐趣。现在，妻在她那个文化思想层次上满意，无可非议。我也差不多和她一个层次，所以我也挺满足，这总比过单身好多了。现在，我每逢下班回家，两个孙子抢着为我开门。谁先开，谁就高兴；没能开门的，就绷着小脸崛着小嘴好大的不高兴，甚而至于大哭大闹，非得让我出门去重新敲门，由他开门不可，而且手中拿的包和其他东西还不能放下。然后，一人抱着我半边身子，把我拥到沙发上坐下。我虽两次敲门、进门，但乐在其中矣！

    “两个孙子通常玩得很和睦，也经常吵嘴、打架，但谁又一会儿也离不开谁。反正是，只要他们俩醒着，全家就无片刻安宁。他们都很怕我，说我是大官──家长，谁都管得着，比公安局还大。   

     “妻从农村来，原来一年到头为吃穿忙，还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吃穿都不用她愁了。她从不同富家攀比，饿不着，有衣穿，她就满足了。常言道‘知足者常乐’，她就常乐。

    “她只管做饭，看孩子，料理家务。这对她来说是驾轻就熟，轻而易举之事。这些活在农村原本是做完了农活捎带着做的，现在却成了专职，觉着简直就象没干什么活似的。此外，她什么也不再操心，不听也不问。有特别好吃的，她自己舍不得吃，看着我和孩子们吃，我们说好吃，她就特别地高兴。

    “团聚，共同生活，这似乎就是她的最高理想。理想达到了，她感到幸福，理所当然。她说，在老家人家都说她有福，她也觉得自己是有福之人。”

    他：“我看你也是个有福之人。”

    我：“的确有许多人都这么说我。我只管上班，工资、奖金等一切收入一分不少地全部交给她。她没工作，我工资又不高，全靠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花销，每月还得结余出一部分钱来寄给我仍在农村的父母。每天，我下班回到家就吃饭，什么家务事都不用操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们分工明确：她管家，我管工作。”

    他：“节欲。温饱即满足。可悲！”

    我：“在全国，我们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

    他：“当然，比你们生活水平低的人家还很多，有的老、少、边、穷地区连温饱也没达到。”

    我：“我们经济不宽裕，但我们精神上还不算穷，我们生活得很愉快。”

    他：“孩子们都孝顺，你把他们从农村带出来，他们更是感恩不尽；身边的妻子心满意足；全家和睦，互敬互爱。你感到是幸福的。”

    我：“是的。但有时她也感到对新生活不习惯。她没有文化，看不懂电视，又不会读报，听无线电广播也没兴趣。人家欣赏，她就打瞌睡。文化生活的贫乏，逐渐对她的精神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为此，我下决心和她培养共同的兴趣，她好象也是这样想的，也在努力地适应新环境。我经常抽一些时间同她聊天，聊她喜欢的事。多半都是些老事，例如我们小时候一块经历过的事，或者是我们孩子的事、邻里的事。听她讲，我也讲，每次我们都很开心。有一次我给孙子讲故事，发现她也在认真地听，以后我就经常当着她的面给孙子讲故事。她喜欢看京剧（家乡叫看大戏），我就陪她看京剧电视，听京剧录音，一句一句地给她解释。一块听音乐，听歌曲，反复听，帮助她理解。我发现她特别喜欢听轻音乐和民歌，那就多放这方面的录音。她听得和看得津津有味，眼睛里常常流盼着一种感激的眼光，我感到特别的幸福。我教过高等数学课，当我看着我的学生们瞪大眼睛听我讲难题，眼珠一动不动，聚精会神，一旦听懂了，眼里也是泛着这种光，常使我心里甜滋滋的，终生难忘。现在，我的夫人给了我使不完的这种机会和幸福。”

    他：“你是模范丈夫，你妻子肯定是天天都浸泡在幸福里了。但这幸福是你造就的，或者说是你给与的。”

    我：“是我给与的。给与是道德，不是施舍。而且她也给与了我很多：我们共同的孩子几乎完全是由她带大的；她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用我微薄的工资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照护，我由衷地感激她。”

    他：“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就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它自己的不幸’。这句话对了一半，错了一半。幸福的家庭也不一样，各有各的幸福。你的家庭是幸福的，是一种类型：我的家庭和你的家庭不一样，但也是幸福的，是另外一种类型。

    “我妻子和孩子进城前，同你的情况差不多。一年一度不到10天的探亲假，很早就盼；见面后，一家人亲也亲不够；分手后，再盼。年复一年，双方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天天在巴望团聚中过日子；长年的分居生活，又养成了各自的个性。短时间的相聚，互相迁就多，不协调被掩盖了。调在一起了，朝夕相处。开始一段时间，象探亲一样亲热；时间一长，各自多年养成的志趣和爱好就都显露出来了。当然一致的多，但不一致的也不少。我也曾耐着性子去迁就她，但她个性强，非但不能迁就我，而且也难过我迁就她，终于向我提出离婚。我愕然，她坦然；我犹豫，她坚决。离婚后，把孩子留在城里，她说城里教育条件好；自己执意要回到农村去，仍然同我父母住在一起，侍候老人，就好象没有发生过和我离婚这档子事一样。他们之间的感情比我的还深，谁也离不开谁。后来，她为了让我早结婚，她与邻村一位老实巴交又善于体贴人的农民结了婚，仍然与我父母生活在一起，侍候二老，就象是我父母招赘了一个过门女婿，又多了一个儿子。我也又结了婚，是自由恋爱的，新夫人比我小4岁，是个大夫。前妻常来看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还把一个孙子接回农村去带。她和我的现任妻子相处得很好，简直象亲姐妹一样。她总是说我的好话，介绍我的喜好和脾气，要她照顾好我，还对她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出了事我找你算帐’。好象我现在仍然是她的，暂时交给别人代管一样。从此，我们谁也不再迁就谁，都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都很幸福。”

    我：“你是改革派，婚姻也赶新潮流。不过，我不能效法你，我的个性与环境和你不一样，那样会使大家都不愉快，还要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而且我认为我现在这样也是幸福的。”

    他：“各人所好，自不能强求一致。大千世界嘛！

    “但是，有许多人对离婚的看法是错误的，起码说是片面的。反对离婚，一提离婚就反感，‘谈离婚色变’。其实，离婚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离婚是不道德的，有的离婚却是应该的。有的夫妻三六九地吵嘴、打架，感情完全破裂了。为什么还非得厮守在一起不可呢？难道一纸结婚证书就非得把两个视若仇敌的人永远捆在一起不可？”

    我：“感情破裂的夫妻应当离婚。《婚姻法》也规定调解无效可以离婚。这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同时也是道德的。”

    他：“这是新《婚姻法》的进步。结婚和离婚应当是一样自由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可耻的。结婚要庆贺，大办喜事；可有谁把离婚也当成喜事，也大张旗鼓地庆贺一番过呢？结婚，男女结合，开始新生活，应当庆贺；离婚，解决男女之间不融洽的结合，给各人以重新选择新的结合的权利，不啻为新生，不是也同样应当庆贺吗？

    “现在某些人的头脑里仍然是封建礼教那一套占控制地位，致使许多该离婚的夫妇也离不了婚，迁就着维持名义上的婚姻关系，忍受着痛苦，煎熬自己。我们整天高谈解放，难道不应该也包括痛苦婚姻的解放吗？”

    我：“应当包括。但是我们现在生产力低下，多数妇女实际地位比男子低，离婚往往是妇女和儿童吃亏。还是应当先调解，改善关系，尽量避免离婚。”

    他：“生产力低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观念陈腐。我们不说包办的婚姻，就说通过恋爱的婚姻，婚前怎样调查也不可能达到彼此完全了解的。结婚后，朝夕相处，双方会逐渐暴露出自己更多的缺点。当然可以通过谅解和互相帮助来克服，若克服不了，用离婚来解决有什么不好？即使是婚前双方了解得很深，但人是变的，谁也不敢保证总是结婚时的脾气。若一方变得使对方不能容忍，而且仍一意孤行，对方为何不能与其离婚？若夫妻二人相互影响，都在变，速度同步，方向一致，自然是感情日笃，勿需离婚，但这样的情况不会太多。所以，一生不离婚者不应当象现在这么少。实际上，许多人过着迁就的婚姻生活，熬日月，混日子，毫无幸福可言。这实在是社会的一大不幸，应当解放这些被不幸婚姻束缚着的人们。至于离婚后儿童的扶养和妇女的待遇问题，完全可以用法律和道德来解决。”

    我：“和尚不结婚，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他：“我不懂佛教。也可能和尚们怕结婚、离婚可能带来的痛苦，才用不结婚来超脱的。但是，若大家都当和尚，那么人类就绝种了，和尚自不能例外，谁还超度谁呢？”

    我：“现在的人类都跟和尚到极乐世界享受去了，后面没有人了，谁也不用超度谁了。”

    他：“骗人而已。哪儿有什么天堂？我们应当在我们人生活的地球上，消除压迫，消除贫困，解放全人类，解救所有人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创建幸福美满的生活，建立人间天堂。”

    我：“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共产党和宗教的最根本的分歧：他们重死，把希望放在死后升天，进天堂；我们是重生，我们要在人世间建天堂──共产主义社会，供全人类享用。”

    他：“生前的和死后的天堂，我都要进。”

    我：“人死后的天堂谁也没见过，而我们人世间的天堂看得见、摸得着，因为那不是神建立的，而是我们人类自己建立的。”

    他：“共产主义的路得一步一步地走，我们还是先看看我们脚底下的路吧！接着上面的话题谈。”

    我：“人们都祝福新郎新娘白头偕老，都祝贺老夫妻银婚、金婚、钻石婚，这观念也得更更新了。”

    他：“不然。这种祝福没错。这是希望夫妻和睦相处，地久天长地享受幸福。但是，若这种幸福是用一方或双方的屈从来实现的，那就太残酷了。忠贞不渝干什么？白头偕老干什么？为了幸福，还是为了痛苦？为前者，值得；为后者，无聊。其实，忠贞不渝，一般都是专为女方提的，对男子很少有束缚力。古人有为女子立贞牌坊的，还从没听说过为男子立贞节牌坊的，倒是为男子娱乐的妓院历代都有。要求女子贞，无非是为了给男子保持纯种的后代，以接续所谓的烟火，传宗接代。而这完全是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最愚昧最荒唐的陋习，──”

    我：“你提倡离婚，又反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他：“你理解偏了我的意思。我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离婚，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忠贞不渝’。我真不理解，为了个‘忠贞不渝’的虚名，竟有那么多的人强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不离婚。现在我们国家不是离婚的多了，而是许多应当离婚的人被‘忠贞不渝’束缚着不敢离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如果只有根据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就只有爱情继续存在的这种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性中间，是各不相同的。要是感情已经完全消失或者新的热烈的恋爱排挤了它，那么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幸事了。只要人们不陷于无益的离婚诉讼的泥污中就好了。’”

    我：“你还找到了权威根据。不过，现在我国恐难行得通。”

    他：“关键是在我们有些人的头脑中封建社会的东西还太多，许多人认为女子再嫁就失去了所谓的‘贞’，还是那种愚昧思想在作怪。年纪大的人反对再婚也就够严重的了，而有些年青的子女反对母亲再嫁和父亲再娶更加激烈，这就更加严重了。这比封建社会的唐朝人还不如。《新唐书》说，公主改嫁者23人，杨贵妃也是改嫁过的。谁能说当时的公主和杨贵妃不够贵？”

    我：“唐朝人可是够开放的。1986年我在西安咸阳参观过乾陵永泰公主墓，墓壁上尽画些袒胸露背的仕女，袒露的程度比现代穿着已经很少的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好象现代西方人的穿着在学我们古代唐朝人的样子。”

    他：“现代有的西方人的贞淫观远远超过了唐人。他们主张性自由、性开放，完全改变了以往性生活的道德观念，不仅使已婚男女的性关系随意化、无序化、复杂化，而且使得婚前贞节成为例外，而不再是普遍的规范了。”

    我：“这是西方的堕落，是把婚姻由相对固定的两性关系向动物性两性关系的倒退。我们东方人可以学西方先进的东西，不要跟着他们堕落而堕落。”

    他：“所谓的性自由、性开放，的确不可取。那是对性爱专一性的挑战，是对爱情纯洁性的亵渎，也不符合卫生原理，客观上助长了性病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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