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是哪位作家前些日子在一次访谈中对今天的小学生说，学写作文可以先去看鲁迅的文章。我一个理科班出身，高考语文几乎考不及格的人自是比小学生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所以也循着名人的这条指示去读开了鲁迅的文章。其实鲁迅的文章也并不全是文诛笔伐的言辞，有很多文章里都有一段或几段很有趣的故事，小学生读来也应该是感觉津津有味的，只是小学生们可能也只是对这故事感兴趣，而对那故事背后的善恶美丑并无多少体会，这样也好，那些也本不该是为他们那个年纪所需要知道的。记得我学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只学了支个筛子捉麻雀去，学了指着哈哈大笑的同学说“狗窦大开”，学《社戏》时看了人家偷了罗汉豆煮着吃去，只可惜我不知道罗汉豆是何物，地里玉米.倒是不少，可以替代一下吧，但是千万不能让父亲知道...如今看了《猫鼠狗》里面有一段是讲猫狗结仇的故事，如果是小时候我想我肯定只对这一段最感兴趣，而如今读完却是禁不住自己心中对那猫狗鼠的爱与恨，非要照猫画虎写上几段，我便来了个《新猫鼠狗》，好比那《新白娘子传奇》、《新梁山泊朱英台》...亦好比那《戏说乾隆》、《戏说..》，新不新的至少看起来跟老的大不一样。

        与鲁迅先生打狗仇猫相反，猫狗鼠三者之中我应是还是喜狗爱猫的，虽然我也曾挨过看人低的狗的咬，当然我也是决不会喜欢疯狗的。而对于猫，它不会危及到我的生命，我也不像鲁迅先生一样养隐鼠，虽然我在《猫和狗的斗争》中不断地见识到猫的虚伪，但并没有多么怨恨到那猫，或许是因为我还毒害过猫的生命吧，每每想起倒是让我常觉得不安起来。那是一个中午，父亲收拾盛花生的簸仓时，发现在咬坏的簸口处有一只僵死的老鼠，父亲说看着死相应该不是吃药死的，可能是撑死的，我说要是撑死的我拿去喂小伙伴二义家的猫去吧。也是二义家的猫命苦，我想即使二义家的猫高寿活上它二十年，它现在也吃不上猫粮，应该也吃不上肉，即便吃上也肯定是自己劳动得到的老鼠肉，也正是因为此我才想提了老鼠给二义家的猫改善改善生活去。小伙伴二义见我提了老鼠去喂他的猫，有点高兴也有点担忧，可毕竟对这来路不明的死老鼠有点不放心，问我这老鼠是怎么死的，我说我爸说是撑死的，不是吃药死的。二义虽然犹豫，但最终还是把那死老鼠喂了猫，那猫衔了老鼠就躲起来饱餐一顿去了，我则兴冲冲的回了家。可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二义就找我去了，问我那老鼠到底怎么死的，他的猫难受的在大坑里直转圈呢....那猫最终还是死了，是我害死了二义的猫，我感觉很对不住二义，埋怨父亲不该说那老鼠是撑死的。人间概因为他人之言而走错路、做错事的人应不在少数，可是猫已经死了，我怨恨父亲又能怎样呢？也许我只能好好的爱以后的猫吧。

        此后我家也常养猫，但都是很短命的，常常不明原因的生了病，本来活蹦乱跳的没几天就慢慢的没了精神，虽然父亲会带着它去看兽医，也给它打针治病，但总是病得越来越重，再以后都不会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某一天便会发现断了气的猫的尸体。只是这些猫初入我家门时的那些快乐印象却怎么也抹不去，仿佛还能看见那可爱的猫儿追逐着自己的尾巴嬉戏的样子，也能看见它在树底下磨磨爪子再蹭一下爬上树，骄傲的朝下看我的样子....可是这些终究都是些幻影，对于这些猫的死我有时觉得是因为母亲对它不好，好像跟人一样得了抑郁症、厌食症。有时候很小的猫母亲就拿绳拴了起来，怕它跑出去跑不回家，我每见那小猫使劲挣着脖子里的绳喵喵叫的可怜相，我都会牵着猫绳让它在院子里跟着它走，随它想去哪儿转转，我想解开那猫绳，可终究怕承担丢了猫的过错。晚上母亲不让猫在屋里，因为它有时会半夜叫着要出去，使劲抓的门吱啦吱啦的响，或者跳上床上去。虽然我有时会把猫塞到我的被窝里，可它半夜打呼噜，我也只好再把它赶出去。冬天怕冷的猫会钻锅底取暖，母亲掏锅灰时它猛地窜出吓母亲一跳，自然免不了要挨一顿骂，于是我用自己的棉袄盖了它放在炕上，可有次放的太靠炕沿了，母亲竟然坐下时压到了它，猫在下面“噢...”的一声长叫，于是我再也不能用袄盖着它了...

        因为我总不能忘记我曾经害死猫，于是我常想等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家我一定好好养一只猫，要让它养尊处优，可是家人几句话一反驳就让我至今还不敢要只猫回家，“就你经常晚回家，猫不得饿死啊？养猫多麻烦啊！就你，你能想着换猫沙啊？到时候不还是我换嘛！不行不养！”也许猫并不值得我如此心怜，那时家里养的一切活物都是因为它们的本份而活的，猫只是用来捉老鼠的，不是用来观赏疼爱的，就像贾府的焦大要娶媳妇一定得娶大手掌大脚板的，林黛玉那样的小姐对他来讲不仅是无用的，还是累赘。我若是真有那书上歌颂的伟大，我不应该爱猫，更应该爱的是我家猪圈里的猪，驴圈的驴，就那样的艰苦环境，猪换来了我上学的学费，秋收时驴帮父亲拉收获的庄稼，可我终究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难以给予丝毫关心，它们生病时父亲愁容满面，我的心情应该比猫生病时不差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为他们的丑陋，或者是强壮？但他们也一样难逃衰老、死亡的命运，猪总是要被送去屠宰场的，我家的驴一直到了很老父亲都还没有卖，父亲说卖了这老驴再买头轻壮的还要多花钱，驴老使活慢就慢些吧，反正是熬了。直到一九九七年的秋收时，父亲又使着那头老驴拉着庄稼回家，迎面碰上突突地农用三轮车，老驴惊了车，父亲使劲一拽缰绳，缰绳一下子被拽断了回抽到父亲的眼里。父亲立时血流满面。一个月后的国庆节假期我在天黑的时候到了家，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用手捂着一只眼睛，我劝父亲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开朗的父亲怕我担心，拿起案头一本《刘伯承传》说，“人家刘伯承才厉害呢！一只眼睛打仗！”这里说起这驴不能不再多说两句，还是在美国的时候，课题组的一个同学来北京开会，当他回去讲对北京的所见所闻时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富丽堂皇的首都机场内景，一张是街头车水马龙的情景，只是那车水马龙可谓真是车水马龙，前景是一辆辆的汽车，背景是一个马车拉着一车西瓜，同学说这是全面对比，这着实是一个全面对比，再没有比这种对比再全面的了。在美国也能看见马车，但都是观赏用的，而在这里牲畜般的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最有效形式之一。我不知道我的家乡是否现在还用牛、驴耕地，至少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还是会用到的，印象中历史书上说这种耕种方法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我能亲眼看到甚至体会这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劳作方式不能不说是足够幸运的。于是我本来觉得我生活在一个和平、热闹但却平庸的年代，如今却因为这全面对比，因为那内心的矛盾冲突、与努力挣脱平庸而感觉到这个时代的那一点点伟大，我好像还是很幸运的。

        我不足够伟大，猫和驴，我还是偏爱着猫。

后记，本故事也忆撰于还在洛杉矶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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