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特点、伦理性特点，这是为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所早已注意到、并且时有所论的，在此不必更作赘论。但是，笔者通过对顾炎武哲学活动的个案研究，则进一步体认到：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不注重逻辑的细密论证，亦缺乏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实是由其作为伦理哲学的实践性决定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会以伦理哲学的形态出现，是由于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之中的基本精神乃是爱国精神。

 

笔者注意到，国内有学者曾把“中国文化”界定为“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1]，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合理的见解。不过，在我看来，作为“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之本质属性的所谓“趋善求治”的精神，其实质乃是爱国精神。爱国精神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甚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看《史记》，司马迁把《伯夷列传》置于诸传之首，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伯夷者何许人也？他是一位“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殷代遗民。在古人心目中，遗民（如元初之宋遗民、清初之明遗民）乃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而伯夷又是遗民中之典范，是最受后人崇仰的模范遗民，他尤为后世忠君爱国者所心仪。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其《九章.桔颂》中，就曾以伯夷自比：“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顾炎武也曾作诗以伯夷自励：“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2]伯夷之被列于《史记》之传首，这足显出爱国者在中国历史人物群体中享有何等崇高的地位！这难道不正说明了爱国精神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们所共同宗仰的高尚精神么？！我们再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那些曾经为创造中华灿烂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先秦诸子，他们著书立说，讲学弘道，无不是出于安邦定国的爱国之心，这难道不正说明爱国精神乃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的根本的精神动力么？！

 

    正如衣俊卿先生所说，“哲学总是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3]，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精神的爱国精神，就是“人国一体”——“个人和祖国命运有机联系、休戚相关”，“个人与祖国联成一体”——这一在中国、在中华民族占统治地位的自在的生存方式的心理的或理性的显现。故归根结蒂的说，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会以伦理哲学的形态出现，是由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人国一体”的生存方式使然[4]。而作为对这种自在的生存方式的自觉意识，则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个方面是“国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爱人”思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君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仁民”思想；

 

    另一个方面是“人以国为家”的“国家”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爱国”思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民以君为主”的“君主”思想和由此自然生发出来的“忠君”思想。

 

    上述第一个方面是为“君”治“国”者所应有的思想；第二个方面则是为“民”做“人” 者所应有的思想。这两个方面的思想都是既属于政治意识范畴又属于道德意识范畴的，我们不妨将它们一并归入政治道德意识范畴。广义的说，这种政治道德意识就是中国传统爱国精神的理性形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爱人精神的理性形式，因为这里“国”“人”之间是一种“一体”关系。

 

    如果再进一层来看，无论“爱人”、“仁民”抑或“爱国”、“忠君”则都不过是“自爱”的表现：“爱人”、“仁民”是“国君”自爱的表现；“爱国”、“忠君”则是“人民”自爱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爱国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爱的“国格”精神和“人格”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的或理性的表现。由此便可以说，以爱国精神这条红线贯穿于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的发展。进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哲学，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政治--伦理主体哲学。

   

    然则，理性地显现“人国一体”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生存方式的中国传统哲学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呢？

 

    从辩证矛盾观点来看，“人国一体”乃是一辩证统一体，它是指“人”“国”之间由于其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统一性占据主导地位，而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对立性则处于从属地位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状态。因此，说“人国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生存方式，也就是指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的来说“人”“国”之间的统一关系是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关系的占主导地位当然是有条件的，其条件从外部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生活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没有受到外族的严重威胁甚至入侵；从内部来说，就是国内社会相对安定，没有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故“人国一体”就是意味着国家无内忧外患。人们的爱国心理（指不自觉的爱国意识）正是在国家无内忧外患即“人”“国”关系比较和谐的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巩固起来的，它实质上是“人国一体”生存方式长期地渗透和内化于人们心灵而造成的关于这种生存方式的心理积淀。而当着上述内外条件并不具备或者其中某一条件（内部条件或外部条件）不具备时，“人” “国”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甚或发生激烈的相互冲突，更甚至分崩离析而出现国破家亡的局面。“人”“国”关系的紧张、冲突和分离等情况，就是意味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已发生严重的危机甚至于不能得到继续的维持了，这就使得长期而习惯的依赖于这种方式而生存的人们不能不感受到自己生存的危机甚至于感到无以为生。这种出自于人们爱生、求生之本能而从心底里发出的自保、自救性的呼号——生存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乃是导致其爱国意识从不自觉的形态向自觉的形态转化的“催化剂”，以自觉的爱国意识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恰恰就是在此类情况下产生并且亦是在此类情况下获致其大发展的。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奠基阶段的先秦诸子哲学，就正是在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即“人”“国”关系紧张、冲突、分离交织在一起的时代生产和发展起来的；此后，中国哲学获得较大发展或飞跃性发展而堪称局面繁荣的阶段，无疑当数魏晋时期、宋明时期和20世纪20—30年代，而这三个时期基本上亦都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顾炎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家的一个典型，其哲学之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要之，中国传统哲学所赖以产生和获致其大发展的条件就在于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即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严酷环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实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种理性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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