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化，沟通科学与人文，是科学史家们从祖师萨顿开始的神圣使命。如果说这个目标在萨顿时代还只是一个理想，那么在科学史和相关学科走向成熟的今天，向这一目标努力无疑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性。刘钝先生的新作《文化一二三》，就是在长期致力于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为完成这一使命而进行的思考。

　　书的名字简洁大气，非常耐人寻味。它取自作者的一篇同名文章，这篇文章作为该书的序言，重申了斯诺文化观点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斯诺首先提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命题，今天大家已普遍认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和制衡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最显著特征。题目中的“一二三”各有所指：“一”指人类的文化，“二”指20世纪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三”指沟通这两种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文化一二三”，回归斯诺命题，对如何实现第三种文化，提出了新的思路。这种回归，也使得该书关注的重点在于典型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分歧，相对于西方70年代末兴起的“科学的文化研究”，观点较趋于理性和正统。

　　刘先生研究中国数学史造诣颇深，对数字常有存乎一心的妙用。在通读全书以后，我认为“文化一二三”的题目，实际上还隐含了作者多重的用意。

　　文化一二三，当然可以做一个近于直白的解读，即全书按文体分为三大部分，作者分别用不同的形式诠释科学与文化。第一部分是“大哉为用”，收集了作者在担任科学史所领导职务期间，从实际学科建制化的层面，在各种场合对科学史的文化使命的阐述。在我国科学史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突破原有的以考证为主的模式，拓展到战略和文化的高度，实现科学史的再建制化。作者力图寻求科学史发展与社会文化需求的结合点，以发挥出科学史的独特作用。无论是制定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战略、创办《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还是召开国际科学史大会，作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吹科学文化，因此这些文章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第二部分是“邺架荧辉”，汇集了作者近年所写的书评、读后感、序、跋以及同书有关的小品等。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试图以书评这种形式结合具体案例来阐述自己的文化理念。这些书评大都有感而发，自成体系，许多已近乎论文。值得一提的是描写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张申府的《革命、科学与情爱》一文，其考证功夫和文笔意蕴已远超一般书评之上。第三部分“琴瑟共鸣”，主要是一些互动性文章，包括一些发言、访谈、对话等，既有与杨振宁对话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影响的《科学国学共学，物理人理同理》等严肃文章，也有不乏《剑桥遇刘兵》等富于情趣的上乘佳作，该文被反复转载，还入选中国作协选编的《2002年中国散文精选》，作者文字功底可见一斑。从内容看，全书涉及的主题主要包括科学史学科建设、两种文化、李约瑟研究、数学史研究、国际科学史大会、纪念爱因斯坦等。

　　文化一二三，还代表了科学史研究的三个层次：科学史、科学文化、文化。即由传统的科学史内史研究，到弘扬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再到沟通两种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作者是《科学文化评论》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之一，尽管“科学文化”的外延已经非常宽泛，却依然有着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内涵，新书未用“科学文化”而直接用“文化”，正表明了作者新的旨趣和追求。从书中的一些文章也可显露端倪，如《李约瑟：科学、正义与进步》探讨了李约瑟的社会和宗教理念，书评《两种文化的背后》分析斯诺演讲出笼的政治和阶级动因，都突破了原有的研究框架。

　　在开创新的科学史研究层次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化一二三”还可以做一个更具象征性的解释，即代表了一个基于科学史的文化研究的开端。作为前提，该书用了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明理念，为科学文化和第三种文化辩护。不同于就文化谈文化的学术创作，作者把理想贯穿到事业的各个层面，因此书中采用的写作形式十分灵活多样，自述、公文、演讲、对话、书评、访谈等等。比如有两篇重头文章，《李约瑟：科学、正义与进步》和《革命、科学与情爱》就是分别采用演讲稿和书评的形式。第三部分也有数篇极具思想性的文章，采用的是访谈的形式，这些文章在汇编成书时基本保留了原来的风格。我曾经设想这些文章在作者的笔下都变成优美的散文，但无疑会损害其历史价值。当然，书中的许多文章兼顾了这两者，如介绍美国数学史家D.J.斯特洛伊克的《数学、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还提到了作者早年对他的崇敬，以及与这位暮年老人的会面，感人至深。一些小文章也于细微处见大手笔，《儒雅的窃书贼》讲述了一个从剑桥大学图书馆盗窃数百本珍籍的小偷的故事，读罢不禁令人莞尔。

　　前面提到，为建立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文化，作者提出了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在作者所领导主办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主题”中已有清晰的表达，即“全球化与多样性”。承认不同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珍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是人类文化更加繁荣的必要条件。而21世纪的文化在全球化大潮下又应该是一种充分整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新型文化，因此科学史必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作者在书中曾反复强调，“今日的科学史家将以全面理解科学在社会中的发生与成长、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为自己的使命；相应地，从事科学史写作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学科的发展沿革，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为了让民众具备均衡的文化素质和与时代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具体到我国当前的情况，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思考科学史的意义和发展方向，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整合，建设新的文化，应对文化领域的国际竞争。书中的一些观点，如突破库恩的科学革命概念，对中国古代“工艺技术”传统的肯定，对中国数学成就的评价，其在文化上的建设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化一二三”理解为文化的多样性。更具体一点，“一”代表全球化下的人类文化的共享，“二”代表科学文化与具体人文文化的结合，“三”代表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新文化。

　　《文化一二三》，刘钝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定价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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