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聊吃亏

武夷山

当年刘少奇挨斗的时候，其罪名之一是宣传“黑六论”，这第六论便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他有一次对青年学生说（大意）：你们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你们经过锻炼考验，也可以当公社书记，当县委书记，最后当中央干部。他的类似言论被概括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想占便宜就不对。因此，对于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论，是很容易接受的。不过，我个人几十年的经历表明：吃小亏确实可以占大便宜，但是，为了占大便宜而吃小亏是不可取的，也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先说实例。

我当年在一个知青点插队，我们知青们集中住宿，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干活。那年，我们大队决定，为知青点建一个食堂。没有任何起重机械，所有钢筋混凝土房梁和桁条都是靠人力架上去，所以，大队从各生产队抽取男劳力。由于是为知青点干活，各队派出的基本都是知青。我们很愿意干大队指派的活，因为，此时记工分时记在大队的头上，我们当地叫“靠工”。靠工，干一天活，可能要记十一、二分工，很合算。而在生产队干，绝没有那么高。比如，我刚插队体力弱，只评了“六分半”工，就是说，干一天活只记6.5分工，多惨。

各队总共抽了20名左右小伙子，包括我。最艰巨的架房梁（及桁条）工程由大队郭副书记亲自指挥。我们这些知青分为两拨，轮流出力或休息。架房梁的方法，是先派两位体力最壮的知青爬到已经砌好的承重墙上去，站在墙上，我们下面一拨人一起发力，用干农活的长柄叉子叉住桁条，将桁条顶上去，他俩在上面“接应”。轮到我休息的时候，我经常主动冲到另一拨队伍里去帮忙，因为我发现，如果底下的众人体力不支，上面的人没接稳桁条，桁条万一掉下来可就要出大事了。

我没想到的是，郭副书记不仅在指挥，也在观察：谁自觉，谁偷懒。架房梁工程结束后，大部分知青都回到原生产队继续干活，只留下两位知青继续当小工，跟着两位师傅继续造房子。这两位是前一阶段干活最不惜力、最不知道偷奸耍滑的，是郭副书记“钦点”的。两位就包括我。我俩一直干到食堂完全建成。顺便说一句，恢复高考头一年，我们恁大的知青点总共才有四位男知青、一位女知青考上大学，其中两位就是我们这两位留下来的小工。

第二个实例。

在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几位同学就参与了不少编译、翻译甚至是文献综述评论类的工作，而且是有报酬的。我的习惯是：老同志让我干啥就干啥，保证认认真真干好；分钱的日子，老同志给我几块钱就拿几块钱，一句话不多问。相形之下，有的同学会横向比较：你译了几万字，拿多少钱？还有去找老同志分辩的：我的每千字译文稿酬标准为什么比XX同学低？老同志很愤怒地对他说：“你们还没有毕业，给你们一点挣钱的机会就算照顾你们。你横向比什么？人家翻译的稿件不需要校对，你做到了吗？”

我一直都是采取“埋头干活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没想到的是，研究生毕业工作后，我又是研究生同学中第一个被选任为科技外交官的。我这个人很不会来事，别说八面玲珑，在人情世故上我是四面都有窟窿。但我的遭遇居然还不错，甚至比周边人士更好些，只能解释为：我的不怕吃亏、埋头干活的精神打动了领导。

我的故事不一定具备普遍意义。在领导确实很差劲的单位，也许你干死了也是白干。但我想，一个人若首先认为“本单位（甚至我的老板，我的国家）值得我为其卖命，我才卖命”，那么，多半就不会去卖命，因为算计的结果通常是如此。不肯卖命，当然就永远不会有出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人都这么算计，那么这个单位、国家也好不了。双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似乎应该这样算账：不怕吃亏，也许能占大便宜，但也未必；从头就不肯吃亏，也许一辈子也能顺风顺水，但这样的事例我很少观察到。肯不肯吃亏？是一笔赌。我想，宁愿押前一种情况为好吧。

不过，像刚才这样的分析，都是多年之后的事情。当年，我只有不怕吃亏的态度，丝毫没有占便宜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