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王友恭：怀念“大农业”“大粮食”观点提出者侯学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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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本博按] 今年是著名植物生态学家、笔者的博士生导师侯学煜院士逝世20周年。不久前，我收到人民日报原高级记者王友恭先生写的纪念文章，并约我一起写文纪念。在春节前中国生态学会理事会上，我曾提醒理事会2011年为中国近代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马世骏先生逝世20周年(两位先生同年逝世，侯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0岁，马先生因车祸去世，时年71岁)，不知道有关单位是否会搞些活动。这里征得王先生同意，先发表这篇纪念文章。关于侯先生犯言直谏的故事，我在做硕士的时候就有耳闻，当时也知道是哪个领导，也知道那个领导对侯先生的建议信上批示有放屁等不雅之词。今读王先生文章，才知道一些过去的故事，也对侯先生能够坚持真理的做法肃然起敬。
当今的许多搞生态的年轻学生学者都不知道侯学煜、马世骏了。只有短短的20年，时间就是这样无情，历史就是这样无情。遗憾的是，当年侯先生反对的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高峡出平湖等做法，今天人们都已经实现了。历史注定了侯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的悲剧派生态预言家。
“功德无量”
——怀念“大农业”“大粮食”观点的提出者侯学煜院士
——怀念“大农业”“大粮食”观点的提出者侯学煜院士
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1991年4月14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迄今已经20年了。当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指出：侯学煜不仅是一位活跃的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活动家，而且他提出的“生态农业”和“大农业”、“大粮食”观点对我国持续发展农业和保护、建设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我认为他在这些方面对国家的贡献真可谓“功德无量”。
侯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发现植物分布与土壤性质酸碱度的关系，打破了植被只取决于气候因素的国际传统观点；他最早发现和研究中国的土壤指示植物；上世纪50年代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后首先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学研究室，并且成为编制中国植被图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带领全国50多个单位、250多位专家对我国的植被情况进行“家底”调查，历时30年编制出卷幅浩繁的《中国植被》。这也是全世界编制农业植被图的首例；1956年他在巴黎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发表的《中国植被与人类的关系》论文一直被世界各国有关学者经常引用；他的专著《植物生态地理学的内容任务概念和研究方法》一书被日本著名学者列为其著作的主要参考书。他出版专著十几部、论文300多篇。他的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大奖。
然而，他是一位并不满足于学术上成就的科学家。他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1963年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期间，他受聂荣臻副总理的嘱托，与人合作写出了长达五万字的《以发展农林牧副渔为目的的中国自然区划草案概要》，初步提出要从15亿亩耕地之外去考虑解决吃饭问题的“大农业”、“大粮食”观点。周总理看后指示要用大号字排印。毛主席看后指示加印4000份作为重要文件发到各省供领导参考学习。1965年他又应广西自治区政府的要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亲往当地考察，从植物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桂南水稻黄叶病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措施，对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他关于如何在中国发展“大农业”的文章已经在人民日报社排出校样，但是版面却被批判吴晗的文章挤占。文革中他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学霸”批判。
“四人帮”倒后台，他迫不及待地投入科学研究，立即组织力量力求夺回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从1987年7月开始，人民日报开展“农业思想讨论”。他针对“以粮为纲”率先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如何解决中国十亿人口吃饭问题》的文章，着重阐述中国要走“大农业”道路，树立“大粮食”观点。他的一些建议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八十至九十年代，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提出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的观点，由此提出的一些问题超前而深刻。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在这方面具有远见卓识。
为了加强国家的环保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国务院环保工作领导小组。他被聘为高级科学顾问，专门负责国家环保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又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多次率领环境保护情况考察团前往全国各地调查、视察。每到一地深入调查研究，然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他还是一位十分重视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提出“大农业”、“大粮食”的观点后很重视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他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考察、讲学，从中央党校到省、区、地、县，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中南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等就维持生态平衡、发展“大农业”等重大问题当面向他咨询。他成为我国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最有权威性的智囊人物。
我与侯学煜先生认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当时我是人民日报从事科技方面报道的记者。参加他们召开的生态环境问题研讨会使我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走在前面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看到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人们一片叫好。而作为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他指出，如果头脑不清醒，不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就会成为后来制约社会发展十分严重的问题。会上，他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污染情况调查后所做的报告言辞激烈，情绪激动，显示出一个事业心很强的科学家对国家环境保护问题的忧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一步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勇于坚持真理，坦诚直言，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早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青年才俊。1944年春，他与三位古生物学者结伴赴黔西考察。在分头考察的过程中那三位学者被土匪杀害。他得知后立即前往事发地，为死难者办理善后，并追查出土匪掠去的物品。在他的坚持下匪首终于被查办。在对西南地区土壤植被考察的八年中，他曾两次遇到土匪，差点丧了性命。这种顽强斗争的精神后来转化成为他在几十年的科
学生涯中顽强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就环境问题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还是从一开始就尽量做到减少污染，他曾与当时主持国家环保工作的副总理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个科学家与国家高层领导当面争论毕竟不太多见。在旁边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却决不因为其争辩的另一方官高权重而规避、退让。他说：“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坚持真理，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他又说，“如果每个人都不畏权贵，只向真理低头，世界上许多问题就好办了。作为以坚持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家，尤其不能在权势面前妥协退让。”侯学煜敢于“顶撞”领导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事实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绝大多数是能够不顾自己的面子尊重真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事业蓬勃发展，人们情绪普遍高涨。举国上下希望早日改变西部贫穷落后面貌。西部地区干旱缺水，少草缺树。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为了尽快改变这种面貌，号召东部地区的青少年收集草种、树种运往西部播种。东部许多城市的青少年积极响应，大批种子运到了西部。但是由于种子的生长发育具有比较严格的地域性要求，否则便会事与愿违，造成巨大损失。作为专门研究自然生态的科学家侯学煜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劝阻领导，及时叫停这种不科学的做法。为此，他专门写出要求及时停止这一活动的建议，通过有关人士将之送到领导同志手上。但是，这位领导对他的建议并没有冷静地思考予以采纳，而加批示说：我们说要尊重科学家和其意见，但是像侯学煜这样就不必了。据说这个批示传下去后，许多单位尤其是媒体一时间不敢再刊登他的文章。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当时他手中有好几个需要发表的建议，我就挑选了一篇他关于“必须保护天敌才能有效消灭草原鼠害”的文章，拿到报社后很快就刊登出来。随后很多媒体也陆续刊登了他的文章，尴尬局面终于改变。侯先生知道此事后说，“既然成为科学家队伍的一员，就要按科学家的规矩办事，否则就不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夫人则对我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不声不响地给予实际支持表示非常感谢。
这件事后，我与侯先生过从更密。他有什么新的想法，常常打电话约我到他在中关村的院士住宅楼交谈。一次他跟我说，前不久他去了南方草场进行考察，发现那里由于过度放牧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为此他要撰写调查报告，通过事实分析发表“切不可滥牧”的建议。没过几天，一篇侯先生的长文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室转来。我猜可能就是侯老说的那篇。不久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侯先生打来电话，说调查报告发表了，深感欣慰，但是还要看看反映如何。果然没过几天，部主任接到报社总编室通知，要他当天下午两点半代表报社去中南海某会议室。部主任说去中南海受教诲，但不知是何内容。我猜此去可能是“凶多吉少”，弄不好会挨剋。下午四点多钟，部主任就回来了。他简单地说了情况之后就赶快去向报社领导汇报。
他说到中南海之后稍等片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入座。湖南省委书记和农林部部长分坐两旁。王震问知他是人民日报的代表后，首先问起那篇文章发表经过。得到如实回答之后便“大骂”了一通文章作者，说其是“反革命”、“造反派”等，足足发泄了一个多钟头。原来王震早些年就是国家农垦部长，一向对发展畜牧业热情支持。南山草场正是他关心支持的项目。侯学煜的文章正是“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他就难免挨一顿臭骂了。对于这些，作为科学家的侯学煜处之泰然，依然故我地宣传他的“要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好环境”观点。
2011年2月修改
（作者王友恭曾为人民日报记者、《中国科学报》副总编辑、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地址：朝阳区大屯路风林绿洲13号楼1708，邮编：100101，电话：6486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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