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时候，会想念伦敦。在伦敦的时候，又会想起上海。

想念伦敦，是因为那里的清静。想念上海，却又是因为那里的人气。耐不住清静的时候，我飞到上海；到了那之后，面对那旺盛的人气，黑压压的一片，又会匆匆的离去。

落地伦敦，望着那似雨非雨的“蓝”天，呼一口湿润的空气，有些感慨地说：伦敦，我回来了！

可是，心中马上又会涌起对上海的想念，想念窗外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绿树下玩耍的孩童，还有每天游泳的会馆和阅览室。所有的一切，似乎和我都有些关系。

给尚未回来的家人打电话。儿子说；爸爸，我们又去酷圣石（Cold Stone)了。他说的是那家在浦东上海滩广场里的冰淇淋店，它象个小玻璃船一样，镶嵌在广场的中间。儿子喜欢那里的冰淇淋，所以傍晚的时候，我常带他到那儿去。他很满足，我也很幸福地享受那份父子之乐。

我想我对上海的这份眷恋，大概就是由于这些积攒得越来越多的记忆，要不然会有什么道理呢？多年前一桩偶然的事，让我在上海停留了几个月，住在衡山路，华山路附近。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却也感受了那梧桐树下的一种特殊的气氛。

有一天一位朋友和我见面。他是江西人，北美留学后去了北京。谈话间他问，你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喜欢在上海落脚，不到北京呢？我说，谁让我那年正好到了上海了呢？人到一个地方是随机的，日子久了却又离不开越来越多的记忆。

不过，我有点理由。我说北京文化氛围好，尤其是小话剧员，我最为喜欢。可是环境太差，一百米外灰黄一片，怎么让人喜欢呢。他说，你那是碰上了，不总是那样的。我心想老舍那时侯风沙就大，现在加上污染怎么会变好呢，梁实秋就说过北京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层泥。我到国家大剧院看过，那鸭蛋四周的水底，就是厚厚的一层泥。我有一年四月在那，站在天安门前看不清毛主席纪念堂。也许是让我碰上了。

另外一天在同学老王家打牌。席间，这帮大学毕业后头次见面的同学又问我： 你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喜欢在上海落脚，不在北京？

我说原因很多。除了多起来的记忆，不同的环境外，还有个人对生活的看法。

北京大大小小的衙门，让我这个追求自由的人感到芒刺在背，不舒服。在上海我像是躲进了人海里，感觉舒服得很。另外我对上海人做事的认真相当认同。当年在上海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是街头的协勤员，他们的认真劲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如果中国每个地方的协勤员都能那么认真，中国的交通秩序定会大有改观。另外一件呢，是几年前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代歌声餐厅，可惜后来换了主，只能吃饭没有歌声了。我在的时候经常到那儿一边吃饭吃点心一边听歌。有一天来了一个业余乐队，也许是由退休工人或知识分子组成的吧。虽然业余，每个人都尽职尽力，绝对的认真，我喜欢认真对待生活的人。

人们常说上海人追求小资，我觉得不能从贬义上理解。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既然不能人人都成为大资本家，也不能满足于无产者的生活，那只有小资了。小资是合理的生活方式，社会进步的动力。

又带回一些书回伦敦，其中有陈丹燕的一本，补全我书架上她的欧洲旅游系列。有人说，喜欢陈丹燕书的人不可能不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人不可能不喜欢陈丹燕。对我来说，还真是这样。不过，上海，陈丹燕和我之间的纽带在欧洲。我对她那些关于上海的风花雪月金枝玉叶不感兴趣，是她的那些欧洲游记维系着我对这双城的眷恋。

白大伟，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