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她辛劳为民族……”当机械泵刺耳的噪声钻入耳蜗的那一瞬间，心律不齐的我感到一阵眩晕。坐在获取机柜前，我再次唱起了《歌唱祖国》，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乐观地鼓励自己一定要撑下去……

这是发生在20年前的一幕，当年，只有25岁的我被诊断为实验室恐惧综合征晚期，在“生命不息，实验不止”的魔鬼训练期间，每次都是唱着红歌，艰难地挺了过来。

训练结束，原来在所里就是高强度实验代表的我开始组织身边的人唱红歌、跳红舞。“红歌对我影响很大，真的能鼓舞人心，也让我一直坚持了下来，读完了博士，做了博后。”与学生讨论问题之余，我真诚地笑道，“再过两天，我们还要代表**所到院里比赛呢。”

每天起床都要听红歌

现在的我看上去很精神，一点也看不出是曾经的实验室恐惧综合征的晚期病人，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我思绪万千：“是红歌给我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力量，它挽救了我的科学信仰。”

当时，院里专家小组的会诊结果出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我就瘦了10多公斤，魔鬼训练使我头发几乎都白了，“总共训练了135周，每次加大训练量的时候，脑袋痛得不得了，我都不知道唱了几百遍《我们走在大路上》了。”

如今，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放宋祖英的《今天是个好日子》，“说来也怪，一听这歌，我就忘了所有的痛楚，感到神清气爽。”

为了教别人唱红歌，累晕在实验室

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因为是综合征晚期，治好之后避免不了后遗症，我现在右眼视力只有0.1，耳朵也听不太清楚，心律也不是很齐，可我却毫不在意，组织身边的人唱红歌、跳红舞，从编排、指挥到唱歌、跳舞，我都亲自上场，“红歌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支柱。”

住在同一实验室的的李**就是被我感动后，加入到唱红歌的队伍中来的。小李当年的身体不好，上三楼就喘的不行，要歇好几次，在我的感染下，他唱了一段时间红歌，一口气上六楼，腰不酸腿不痛，精神好了好几倍，而我，为了教他们唱好红歌，天天加班学谱子，竟有好几次累晕在实验室的台子前。

红歌队的灵魂人物

“还是不对，再来一遍。”在排练中，我和科研的要求一样，十分“挑剔”，“既然要唱就要唱好。”

慢慢地，我成了所里红歌队的灵魂人物，只要我一“召唤”，大伙都来了，最多的时候我能组织290多人的红歌队伍，排练的节目多次包揽了分院红歌比赛大大小小十几个奖。

其实，我的家人见我唱红歌如此执著，都怕我身体吃不消，毕竟我得过一场大病啊，可我还是要唱，因为红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人的生命很短暂，唱红歌让我觉得生活很有意义，除非我唱不动了，不然我要一直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