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中国传统造物观中的人机工程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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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朴素简约”与人机工程学思想
中国文人崇尚淡泊宁静、闲雅恬静的审美情趣。器物以简约为美，提倡顺物自然，反对过多的雕凿和文饰。墨子在论述设计时有这样的评述：“其为衣裘者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不加者，去之。” 道家的老子也有“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之说，提倡造物以简约为美，顺物自然，反对过多地雕凿和文饰。从中不难看出古人重设计功能而反对无谓装饰的评判标准，追求的是“器完而不饰”“质真而朴素”的审美志趣。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的简约主义是一种基于人格力量的审美理想，是提倡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提倡物为人所用，物为人服务的积极世界观。在传统的造物文化中， 这一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明式家具为例：明式家具极少装饰，浑厚练，线条流畅，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文化追求简练淳朴、典雅清新的审美标准，与现代功能主义和简约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在材料上，明式家具也多选用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红木、瘿木等天然致密木材，很少用金银玉石等贵重材料，呈现出一派“天然去雕饰”的悠闲气度；在结构上它不用钉胶，完全采用榫卯结构，根据不同的部位设计相应榫卯，显得自然而不失规整，大度而不乏精巧；在型制上，明式家具极少装饰，浑厚冼练，线条流畅。深得现代功能主义和简约主义的精髓椅子设计中，构件细，弯曲弧度大，如扶手、靠背皆弯曲变化，一方面扩大着起座空间，使人能够起坐自如；另一方面又适合着人体坐姿和体形需要。从侧面看，椅靠背的弯曲宛若人体的脊部至颈部的曲线。明式家具出现的优美曲线，主要源于实用功能的需要。凡是与人体接触的部位、构件、铜件都做得圆润、柔和，从而给人舒适感。其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比例关系非常恰当，体现了人机工程学的匹配思想。简约之中而不失宜人的特性。
2.“重己役物”与人机工程思想
中国人在物我关系上强调人的主体自由的观念。中国人习惯于对自身的体悟；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人和物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问题。荀子在论证两者关系时，强调人与物关系中的自主意识，提出了“重己役物”的思想，主张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物与人的关系和矛盾。他认为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物，而在于使用物的人是否从伦理道德的高度来对待物。显然，荀子没有笼统地反对物欲，而是希望人能以自己的主体意识，也就是一种理性的，从属于伦理道德规范的人格力量去把握它。这种重人轻物的思想在中国其他著作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尚书·秦誓》篇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旅獒》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物丧志”。在道家思想中也有类似观点：如“不以身假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而要“物而不物，故能物物”。“重己役物”的思想反映在造物实践上，就是强调人在设计和使用产品时主体地位，中国古代对独轮车的设计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车在运行过程中，在人的肩部和两手把处形成3个着力点，而另一点落在车轮与地面交接处。力学上也许不很科学，至少不是根据数理的计算才如此设计的，但造物者却有意使使用者在行驶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这样的运转才能使人感觉到人在驾驭物，并占据了主体位置。心理感觉在先，而致用功能关系则放在其后，这种以我为用的观点，不是以物为中心，而是重自我、重感情的造物观念。又如在马车的设计中，有“三才六画”之说，“三才即天、地、人，三者为主宰世间万物的3种力量。车厢象征地，车盖象征天，人居其中，因而形成了“三才”之寓意，人始终处于主体地位。中国民间不少农具、家具、纺织器具相交通工具等都是以这种观念造型的。中国传统造物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以人为中心的法则。视人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又找到社会意义。
3.“致用观”与人机工程学思想
韩非和墨子的造物思想是建立在一种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相互利用的关系，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开棺材铺的人希望人死，做车舆的人希望人富贵。把造物同造物者和使用者的利益与前途密切联系起来。这种实用的功利观与儒家的“仁义”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韩非指出工艺的目的就是作一种基本的实际功利需求，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和理论。它反对那种虚伪和违心的回避、掩盖工艺实用与生活性的理论和学说。在这种造物观的影响下，古代的造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重设计功能而反对无谓装饰的特点。同时，致用与适用是一致的、共存的；“致用”在我国古代“以人为中心”的实用性设计理念的指导下，其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在注重功能的同时，我国古代设计还注意了便于使用的原则。《考工记·庐人》说：“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即说，所有的兵器长度，均不能超过身长的三倍。兵器过长不但不利于使用，反而要危害执兵器的人。这种朴素的认识反映在器物的设计也就必须同时考虑器物的功能发挥与便于使用。这说明我国古代的器物在设计与制作上一直在有意识地贯彻功能性与便利性相结合的原则。
又如《考工记》中所记载的战车，各部件按其尺寸分为六等，均以人的身高为八尺作为基准，其中车轸高为四尺，柲高四尺，为身高的一半；殳的高度为一丈二尺，为身高的1.5倍；车戟高度是一丈六尺，为身高的两倍；酋矛的高度是两丈，为身高的2.5倍。这是为了适应当时车战之需，使车与兵器整套组合，形成一个系统，使作战功能达到最大。在察车之道中，《考工记》提到“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幞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从而强调了战车设计尺寸与人体身高匹配的重要性，而且将拉车的畜力也包括在了设计考虑的范围内。车轮高度应该适中，太高则不利于使用者登车，太低则会使拉车的马感到吃力。这是早期人体工程学在设计中的成功运用，它突破了原始设计中对于人体工程知识的迷糊认识，以精确的数字表达了人们对于人体工程学与设计关系的最新成就。适用是致用的最高的境界。
4.“以玉比德”与人机工程学思想
“以玉比德”的造物观在人机工程学方面更多的表现在造物的深层次涵义给人们的一种心理上的迎合与满足。
“以玉比德”的造物观在造物实践中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一是器物设计的形和神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营造出给人以无限遐想、充满“味外之味的境界。“境生于象外，境界的妙处在于它既有界又无界，既有形象，又超出形象本身，从而使使用者获得心理的感动。比如汉代造物对器物神韵的处理，重传神、重表现、重“飘逸”。“神为形先”，内容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注重整体气势的表现，追求“大巧若拙”的意境。如著名的“说唱陶俑”，虽形象概括简洁，但生机勃勃。又如汉代的灯具设计，青铜牛灯造型粗壮生动，亦具有浓厚的自然情趣，同时由于汉代崇尚禅学，讲究阴阳变化，灯盘与灯罩均可任意转动方向，调节明暗亮度和照射方向，这种在细节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可以转化为心理上的感动。第二点是赋予装饰符号以象征意义，在传统造物中，装饰除了同使用性相结合外，还表现出明显的赋义特征，如汉镜背面纹饰上的铭文，反映了装饰和审美追求社会价值(如政教功能)和人文内涵(如一般世界观)的特性。又如传统民间艺术经常表现祥瑞题材，表现人们对理想和愿望的追求，大部分内容都是吉祥、富贵、求生、避邪等，这关系到人生的现实，这种表达不是用抽象化的概念，而是用人伦道德的符号，也就是说，用一种寓意性的物来表现这种理想。用鸡和羊表现吉祥；用牡丹、芙蓉来寓意富贵，用莲花、石榴象征求生；用五毒来消灾避邪。这种寓意、象征、符号性的表现手法虽然只是一种表现方法，但它同时也具有一种文化内涵，一种执着于对善良、美好不懈追求的内涵。
5.“和谐观”与人机工程学思想
中国文化强调“以和为美”，和谐之美是古往今来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孔子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中的“和”强调的就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协调、统一与平衡。中国的和谐观是人文精神与东方智慧相结合而体现出的价值形态。传统造物思想追求“人”、“物”、“天”三者的整体和谐，在今天则表现为人-产品-环境三者的和谐。这正是人机工程学所追求的系统和谐与优化。
（1）人与物的和谐。《考工记》中所记述的二千多年前的设计标准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对人与物和谐关系的把握程度，从那时起古人就主张人第一、物第二的观点，重视人与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试图在人与物之间建立一种有人性化的关系。一方面从人的生理结构出发，注重物的功能性；同时关注人的心理特征，注重人在使用物时的体验。中国传统的造物观体现了朴素的人机尺度思想。这还可以从陶瓷、青铜器、漆器、家具等生活用具的造型尺度看出。
（2）物与物的和谐。物与物的和谐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是产品各部件之间的和谐关系。产品设计以功能性为原则，要使物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产品各部件之问必须相互协调，共同合作，服务于产品整体的功能和形式。另一方面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和谐关系。物与物的组合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某一单个产品与相关产品之间要有系统性。物与物协调与否关系到产品的功能性，审美性及人的生活质量。物与物组合构成产品以至我们生活的整个物质环境，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考工记》中涉及到的许多产品的设计制造都包含了物与物的和谐设计思想，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兵器的制造，包括兵器的各构成部件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不同兵器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考工记》中追求物与物和谐关系的例子很多，例如，人、弓、矢三者与“的”构成一个系统，射手因体形、意志、气质等差别，而有 “危人”和“安人”之分。“危人” 刚毅勇敢、火气大、行动急疾，所谓“骨直以立，忿埶以奔以奔。” “安人”长得矮胖，意念宽缓，行动迟慢，所谓“丰肉而短，宽缓以荼。”按弓、矢的刚柔程度不同，也有危弓(刚硬的弓)、危矢(剽疾的箭)和安弓(柔软的弓)、安矢(柔缓的箭)之别。《考工记》指出“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和“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的搭配方式最不可取，因为前者箭的速度不快，不易命中旨标，即使射中了也无力深入；后者箭将反复拱曲前进，不能稳中目标。按照心理学、空气动力学和射箭理论， 安人宜选用危弓和安矢， 危人宜选用安弓和危矢最为台理。所以，需要优化弓与矢的组合，才能弥补人的不足之处，使人在应用弓箭时达到最佳的射击效果。另外，《考工记》中出现的许多兵器都是相互配合使用的，例如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戟、戈、矛、护体的剑等组成车战兵器的组合，这体现的是相关产品之间的和谐关系。
（3）物与环境的和谐。产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是物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物是沟通人与自然的中介。物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取决于人的造物活动和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从先秦的《考工记》到明代的《天工开物》等技术著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造物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把造物的概念视为一种从自然到人工的过程和结果，它取材于自然物，技艺的实施也以不违背自然法则为准则，始终与自然保持亲和。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也非常重视物的社会属性。传统工艺造物多含寓意，往往借助形制体量、尺寸色彩和文饰来喻示典章制度和哲学思想，强调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意识。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比如原始彩陶上的鱼纹就具有原始崇拜的意义。《周礼》规定，乐器钟的使用，天子挂四面，诸侯挂三面，大夫挂二面。《礼记》记载厅堂以高为贵，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服饰以文为贵，天子龙兖，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撩裳。抛开消极的一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造物充满着丰富的观念文化的内容，高度适应于当时统治阶级的社会目的性需求。https://m.sciencenet.cn/blog-532981-483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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