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培光】

许多年前，好像是1995年夏天的某个上午，和往常一样，我习惯性地翻阅散发着油墨香的新报，而后不紧不慢地拆看四面八方的信稿。从实招来，做编辑久了，要想对每一封来信、每一篇来稿都保持足够的热情，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尽管我较之他人更加喜欢自己的工作。

……忽然，我散淡的目光被叫做《女大未嫁》的短文牵引住，凝滞住。通篇读下去，心里涌起莫名的感觉，阴沉沉的，如怪诞的天气。再看附着的短笺，哦，出自公主岭的一位张氏青年。公主岭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很早就听过感人肺腑的广播剧《响铃公主》。张氏的短笺，让我明白了《女大未嫁》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她只不过是向报社描述一下自己的困境、倾诉一番自己的苦恼。与其说它是“作品”，不如说它是“求助”。

偏偏它落入了我的手中，偏偏我当时很有些自作多情。于是，我便铺开稿纸，把一时涌上心头的话语统统注入了笔端。我当然不是什么“知心哥哥”或“知心叔叔”，极尽所能地为她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我，只是一个副刊编辑，从专业的角度评判她的文字，并且指点迷津。对了，我还将她原稿上不当的词句用红笔画上，意在提示她需要改动。按照地址寄还给她，索性我行我素，没什么期待。编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回过多少作者的信，自己都不知道，尽职责而已，或叫良心？我照旧做着我的工作，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又是忽然的一天，她回信了，连同修改后的散文。不错，审读过后我可以叫它散文了。虽然从散文的层面上看，它仍有着明显的欠缺，或曰硬伤，但是她至少写清了父亲常常在一边叹气、母亲常常在一边抱怨、弟弟常常在一边催促，使她这个“女大未嫁”的人，由感受到亲人的关爱发展到亲人的冷漠再遭遇到亲人的喝斥的全过程……

这回，轮到我得寸进尺了！

副刊编辑多半是得寸进尺的家伙，算是通病吧？我发挥着想像：一个女儿在家庭，原本是最轻灵、最快活、最美妙、最幸福的元素；而家庭在女儿心上，无异于一座花园在心上。那么，什么情况？什么原因？致使她心上的美丽的花园一步步抑或一点点幻化成颓败的废园。诸多问题，她是当事人，会参透的。千古文章，无一定法，重要的是思想。我依旧通过信件，把球踢了回去。

当我再次看到《女大未嫁》的时候，我简直欣喜若狂了，美文啊！我对作品的期望，她居然都落在了实处。那还矜持什么？发吧，就全文发在了我主编的副刊上。读者们阅读后，有不少叫绝的。甚至，有人讨其联系方式，我一概成人之美。独独品尝着做编辑的甜蜜，断定她日后会是一位不错的作家。但我这次没有自作多情，只把怂恿留在了心底。

事隔许多年，风云过眼，无缘谋面，至今不知她嫁与未嫁？生活得好与不好？想来也无所谓，古诗还可以随意窜改呢——依旧青山在，夕阳几度红。这，倒像是慰藉我自己了！

【作者：彭诚】

我做副刊的编辑已经二十年了，和很多作家因为这个工作成为朋友。

大约在1993年春的一个风沙天，我去汪曾祺家约稿。其时，汪老在文坛声誉如日中天。我是骑自行车过去的。报社在玉泉路附近，汪老住在蒲黄榆。我骑车顶风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并不觉得累。

我敲门，应门的是一位老太太。清瘦而皮肤雪白，笑容温和而有婉转的韵味，有江南大家闺秀的风致。我立刻猜到是汪老的夫人。老太太边将我让到本是过道布置成的客厅里，边跟我道歉说，老头在书房里画画呢，一幅画没画完。她让我稍等会儿，自己进书房去了。过了七八分钟左右，老太太从书房出来，问我的名字是哪两个字，随即又进去了。

又过了七八分钟，两位老人一起从书房出来，汪老手中托着一幅画，夫人拿着两本书。汪老把画展开给我看，是一幅国画，半棵绿树春意盎然，一只小鸟跃然展翅，题款是“给小友彭诚”。夫人在边上抱歉地说：“他画小鸟总画不好，像小鸡。”汪老呵呵笑着把画卷好，又把已经签好名的两本书递给我，这才想起我来的目的，回身去书房拿稿子。夫人笑着说：“你今天流年大吉，老头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汪老。

还有一位离世的作家，令我时时感怀。

2000年底，我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钟道新先生的小说《金色降落伞》，立刻有惊艳的感觉，在报纸上对小说进行了推介。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已是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的钟先生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我随即请钟先生为《检察日报》副刊撰写专栏。当时，钟先生已开始了后来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黑冰》的编剧工作，忙碌可以想见。但钟先生一口应承，按时发来了需要的所有文章，篇篇独到、精彩。他在电话里说：“给《检察日报》的文章都是现写、首发，我昨晚熬夜写的。”

钟先生的电话风趣而又具知识性，与他相谈，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电话来去一年多，其间，每至节日，我必能收到钟先生的道贺手机短信，从无疏漏。钟先生每到北京办事，也必请我吃顿饭。2004年2月，钟道新编剧的检察题材的电视剧《角力》播出。我提议此剧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三人对话。我和导演高群书从北京、制片人盛晓红从南京赴太原会钟道新先生。两日畅饮清谈，宾主尽欢。

2006年底，钟道新先生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七届全国委员会，亦请我吃饭。这是我最后一次与钟先生会面。钟先生回山西后又为《检察日报》写了一个月的专栏，并将新小说《配方博弈》付《检察日报》连载。

不久，我请教他编剧方面的一个问题，我用手机打他的手机，他让我挂断，随后用他的手机复我，将他编剧的心得倾囊相授，说了1小时有余。接着，他又将他的三个剧本电邮给我参考，包括一部还未面世的作品。

2007年8月3日，钟道新突然去世，享年仅56岁。我将他最后给我的邮件单设了文件夹，名称为：怀念。

著名的出版人杨葵（也是我的作者）在《过得去》的自序中说：“回忆于我，是回得去的，回去的途径就是文字。”我与我的作者们将通过我编辑刊发的文字回到过去。

【作者：罗雪村】

    最近，得知自己成为“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之一，勾起了我对编辑工作中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的回忆。

此奖以孙犁命名，首先便想起了孙犁——一个戴着套袖的老人。那是1994年4月的一天，我同《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刘梦岚借到天津开会之机，去鞍山西道学湖里看望孙犁同志。一进门，老人正蹲在阳台上拾掇花盆，胳膊上戴着一副套袖。见我们来，他直起腰，拍掸掉手和套袖上的碎屑，清瘦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孙犁同志，时间已过去十多年，当时交谈的内容大多淡忘，但他戴着套袖劳动的情景，于今回想起来，仍是那么真切。

今年7月10日，在纪念孙犁逝世9周年座谈会上，听到作家铁凝回忆她几次看望孙犁的印象：一个戴着套袖的老人蹲在地里捡豆子；他戴着套袖在糊窗户缝；坐在窗前写作的他仍然戴着套袖……这也是我眼中的孙犁——一位慈祥的受人尊敬的大作家，一个普通勤俭的劳动者。

除了写作，孙犁大半生在《天津日报》从事副刊编辑工作。对待作者来稿，他总是小心拆开信封，为了不伤及稿件和作者通讯地址；阅读稿件前，他会先擦净桌面；不用的稿件，他只将意见写在纸条上，而不在稿件上涂改……当阅读了他的身世和他的作品后会发现，孙犁与套袖已不单是爱护衣袖的关系，而是联系着他对作者劳动尊严以及在劳动中所倾注情感的珍重。

像孙犁这样体恤、关爱普通作者的老一辈文化人还有很多，我又想起老领导、《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怜爱和帮助基层作者的故事。当年，老范为了推荐一名普通的基层作者，给我、一个普通编辑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介绍了二十多年前在辽宁省建昌县下放时认识的一位文化馆美工，讲他在油画艺术上大有进步，觉得“像这样刻苦自学成材的基层美术工作者，应该帮助提携，给他一点机会……”

发现基层作者，刊发他们的优秀作品，是副刊工作的一部分。不日，这位基层美术工作者的作品见报了。很快，又收到老范来信。他在信中写道：“这位作者在一个穷乡僻壤，能有此成就，不知做了多大的努力。看了他的经历，我为之泪下……我一生帮助了不少类似的穷青年……”他还希望以后能继续关注像这位基层作者一样的人的命运。

作为一位领导干部，他真诚关心普通作者，为他们的成长倾注心力，让我从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亮。

一位哲人说：“生命就是劳动和仁爱。”我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二十年，经历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些人和事。随着年事增高，当从人生浮面走进生命深处，再回忆“套袖与信”这样的故人旧事，仍然觉得如沐秋阳，温暖如春。

【作者：申赋渔】

一个叫宏雅的女孩，给我寄了一篇习作。她是南京铜山镇的中学生，得了白血病，休学在家。我在电视上看过她。那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晚会。宏雅向着黑压压的人群鞠躬，带着笑容的脸上挂着泪滴。她的习作我仔细看了，很难发表。

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我决定去看看宏雅。从南京坐长途车，再坐小三轮，终于找到她家。宏雅快乐地和我说话，几乎看不出她在生病。我跟她一直在谈写作，并建议她多读一些书。

我走的时候，宏雅站在家门口送我。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我说：“你多写几篇，写得好了，我给你发表。”她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

大年初六，我又来看宏雅，送一些书给她。她陪着我，快乐地走在简陋的乡间小镇上。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她不时甜甜地和街上的人们招呼，抱起路边一个胖胖的小孩，啪的一声，忽然亲了他一口。她带我到镇门口的大草坪上坐下来，让我跟她谈写作。她说她写了好几篇，可是不好，她不肯给我看。“等把你给我的书看完了，等我写好一点了，我就给你。”她笑着说。

回到报社，我写了一篇报道。有人给宏雅捐了十多万。她可以到医院去了。

我去医院看宏雅。宏雅的床头柜上放着我送她的书和一本笔记。走的时候，宏雅一定要把我送进电梯。她笑着说，马上就开始写文章了。

宏雅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纸是印着蓝花的长格纸，叠成“千纸鹤”的样子。她说正在化疗，头发掉了，不想见人。她说等一阵子，好了，就来报社看我。

两个多月后，同事说外面有人找我。是宏雅，她朝我笑着。我带她到报社的每一个部门去参观。快乐像要从她脸上飞起来。她坐在我的座位上，怯怯地动着“鼠标”，她说：“等病好了，我也申请一个QQ号，我就可以把文章直接发给你了。”

宏雅给我写信，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用快乐的声音跟我谈她最近看的小说和散文。她说，等病好一点了，就写文章给我。

过了一年多，钱花完了。宏雅的父亲又来找我，我已经无能为力。

有一天，宏雅忽然给我打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她说她回家了，回到家舒服多了。她叽叽咕咕地说着、笑着，她说，她要写一篇文章，写好就寄给我。

她已经回家了。她不再治疗了。握着话筒，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

十天后的一个凌晨，宏雅走了，走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宏雅曾对我说：“我害怕死。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宏雅的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哭泣几乎噎住了他的声音。

他说，宏雅走了。夜里，宏雅喊妈妈，要妈妈抱抱。妈妈抱着她，她昏迷过去。直到临去世之前，她才清醒了一会儿。宏雅对父亲说，她想见申叔叔。

父亲对宏雅说：“孩子，你再坚持等等，天亮了，他就来了。”宏雅说：“我可能等不到了。”

外面下着雨，宏雅睡着了，她再没有醒来。她才18岁。

她终于没有写完那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