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就从刘诗昆演奏的《卖杂货》和《旱天雷》知道了陈培勋这个名字。之后，又听到了陈先生的另外两首钢琴曲《思春》和《双飞蝴蝶变奏曲》。那时，我还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一个初中生。陈培勋对于我，只是这些钢琴曲的作者名字，顶多，就是在院子里远远望去的一位不苟言笑的教授的身影。那时，音乐学院大院“处处《卖杂货》，天天《旱天雷》”，还有从附中到大学几乎所有钢琴音乐会上都能听到的《思春》和《双飞蝴蝶变奏曲》。这些充满浓郁广东风情的钢琴曲，以熟悉的旋律、精致的和声和独特的织体风靡全国。1978年，陈师又根据广东音乐《平湖秋月》创作了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同名钢琴曲，与前四首合称为《广东乐曲五首》。这些乐曲始终是许多音乐会和钢琴比赛的保留曲目，最近还出现在郎朗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节目单和他新近录制的唱片《黄河之子》中。这五首乐曲，是中国钢琴音乐中的巅峰级文献。

1964年9月，已经是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学生的我，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配器课，任课老师正是我仰慕多年的陈培勋教授。遗憾的是，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

开始一个月，我们配器课虽然受到当时禁止使用“封、资、修”教材的限制，但课堂教学大体还能正常进行。到10月，音乐学院按照北京市委要求，全院到通县参加农村“‘四清’大会战”，全部课程都中断了。在“四清”中，音乐学院和北京市法院、制药厂以及焦化厂的“四清”工作组混编，所幸，音乐学院只有我们师生俩分在一组，这样，我和陈师同组工作、同室居住、同桌就餐达8个月。

我们参加四清的地方在北京通县六合大队疃里生产队（今通州区宋庄镇疃里村）。1964年10月到1965年5月，我和陈老师就在这里参加“四清”。起初他负责会议记录，我负责青年工作，后来一起参加疃里村史的写作。1965年初，从邻村调来作曲系的同学张以达，又逢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曹安和、李元庆、李纯一和吴钊参加后期四清，也都在疃里加入到我们这个村史写作组。陈师写作的部分，由于语法修辞均欠佳，最后都由杨荫浏先生修订完成。

    一对作曲师生朝夕相处，话题自然还是作曲。没有上完的课，在“四清”的间隙继续。我在这里从陈老师那里学到的经验、招数，远远多于当时禁锢状态下的学校课堂。连续8个月的“私人授课”——铜管组的音量均衡与共鸣、木管组的音色叠置与交叉、整体音色的横向布局……都在这与交响乐无缘的时段，无缘的地方悄悄进行着。

    1965年5月，四清结束，我们班又被安排到农村“开门办学”，校舍在香山卧佛寺和万安公墓东北的太舟坞大队（现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村）。陈老师的配器课接着“四清”前的课程在这里继续。但是，他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实施教学，公开油印出来的教学谱例完全改成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中国的“革命的”作品。当然，他使用这些谱例，不完全是当作范例，“这一段如果把1、2小提琴去掉，只留下中提琴，效果会更好。”“这个和弦当中的圆号，如果1、3同度，2、4同度，在这里会比分成四个声部音响更饱满。”这样的修正意见，在我们的课上经常会听到。有趣的是，陈师给我们留的配器作业因为不必公开，则全部是西方音乐，与上课的用的公开谱例完全不是一回事。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第五奏鸣曲第一乐章、第八奏鸣曲第一、第二乐章，格里格《挪威舞曲》《g小调奏鸣曲》，肖邦《A大调波兰舞曲》，柴科夫斯基《一月》《四月》，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月光》。这些作业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看家”习题。

1966年6月初，陈师绞尽脑汁在夹缝中生存的配器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彻底结束了。

（二）

陈培勋1922年出生在香港，小时读的是英文学校，因此他的英文很好，中文却难免捉襟见肘。这阻碍了他的汉语表述能力和中文写作能力，致使他从事配器教学一生，却没有出版过一部完整的配器教材，是为憾事。在配器课上，他说到乐器名和音乐术语，既不用中文和通用的意大利语，更不用当时我们熟悉的俄语，而是用他惯用的英语。我们师生间曾经在课上为此磨合了好一段时间。80年代以后，他到香港用英语从事作曲教学，却得心应手。

熟悉陈培勋的马思聪先生曾说，陈培勋在香港的名字叫做陈贝芬，是成年之后他自己起的，意欲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后来到广东曲江（今韶关）才依粤语发音将Chan Pui Feng的中文名字写做陈培勋。

1941年，陈培勋在香港居民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弹钢琴。香港、广州相继失守后，服务团撤离到曲江，此后在这里成立了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陈培勋的第一部作品，舞剧音乐《宝塔与牌坊》，就是在广东艺专为舞蹈教学弹钢琴时，应吴晓邦先生和梁伦先生之约创作的。那时，曲江只有两台钢琴，一台在基督教青年会，马思聪当时就在那里举办音乐会。另一台是艺专从地方教会买来的。这部舞剧的演出，就是由陈培勋在弹这架钢琴上演奏音乐的。

1943年，陈培勋到了重庆，在马国亮领导, 马思聪、郑志声、林声翕等先后担任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担任低音提琴乐手。后来他还兼任过定音鼓手。他曾在课上说过，从莫扎特到德—法雅的很多作品的总谱，就是担任乐团乐手的时候背下的。工作之余，为了生活，他还曾在舞厅做过钢琴手，即兴演奏是他的绝活儿，还弹的一手相当地道的爵士乐。他和另一位音乐家卓明理，在重庆是当时有名的“洋琴鬼”。

在重庆期间，因为中华交响乐团的乐手多在育才学校兼课，陈培勋结识了在育才主管教务的李凌先生。这位在解放后担任中央乐团团长的老朋友，后来在创作上给予陈师很多切实的帮助。

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陈师即到音乐学院任教。他担任的第一门课不是管弦乐配器，而是“军乐配器”。在建国初期，大家认为，只有雄壮激昂的军乐，才能表现革命的激情和革命军队的步伐。年轻的陈师对军乐配器的教学乐此不疲。这个期间，陈师还认真阅读了一些英文的配器法书籍。

不久后，苏联专家古洛夫和阿拉波夫相继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和配器。配器班上，陈师成绩突出。他和施咏康、苏夏的作业经常被当作示范教学的范例。这一阶段，陈师缩写过大量总谱，其中最多的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苏夏先生看过他写的“柴六”缩谱，每组乐器的分配，八度、同度的重复，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后来，吴祖强和杜鸣心从苏联留学归来，带回了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和声、配器习题连带老师的批改记录。这些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陈师也从中吸取了配器教学的许多经验，承袭了许多习题。

陈师多方面的音乐实践和丰厚的艺术积累，为他的创作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95年，香港雨果公司出版的陈培勋交响音乐专辑唱片《我的祖国》，包含了陈师交响音乐的三部代表作：

交响诗《心潮逐浪高》；

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Ⅰ.前奏曲咏雪   Ⅱ.英雄的诗篇 娄山关   Ⅲ.叙事曲 追怀 展望与前途；

第二交响乐《清明祭》 Ⅰ.烈士碑前 Ⅱ.忠魂舞  Ⅲ.遗愿化宏图

     陈师的第一交响乐《我的祖国》写於1960至1964年间，初名《江山如此多娇》，文革期间总谱遗失。1976年重写第一和第二乐章，1989年增写第三乐命并更名为《我的祖国》。这部交响曲大气磅礴，构思宏伟，是当代中国交响曲作品的珍品。

《第二交响曲“清明祭”》作于1980年，献给文化大革命中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们。1980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优秀奖。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的内容皆来自《天安门诗抄》。

    表面上看，陈师恃才傲物，不问政治。但从他的这些交响曲的内容看，陈师绝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生活，没有政治头脑的人。

文革后，陈老师到香港从事作曲教学，我们的联系很少。但是他每有新的总谱或唱片出版，总要托苏夏老师送给我。

这个时期，陈师创作了许多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的音乐作品：

小交响曲《迎春》（第一乐章∶抒情的前奏曲《迎春》；第二乐章∶交响舞曲之一《红梅》；第三乐章∶间奏曲──两首云南民歌；第四乐章∶交响舞曲之二《春节庆会》，1982年）；

高胡协奏曲《广东音乐主题》（1983年）；

乐队与合唱《儿童节序曲》（与叶惠康合作，1984年）；

小交响曲《青年》（1986年）；

1996年，雨果唱片公司录制了他的管弦乐《欢乐的春江花月夜》。

1998年6月，中国交响乐团举行我和杨立青、金湘的音乐会。那天，他由苏夏老师搀扶着到北京音乐厅。他说：我们就是来听你的作品的。

1999年，我到南线阁寓所看望中风的陈师，那时，他的言语和行动已经出现障碍。

今年9月上旬，在天津遇到我的作曲老师苏夏先生，从他那里知道，陈师已离开人世。9月底，为了解陈师离世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我到北京走访了几位知情人。

从苏夏先生那里知道，陈师的最后时刻是在深圳海滨广场福田阁的寓所度过的。

陈师忌日是从梁茂春教授那里得知的。梁教授根据他居住的音乐学院宿舍楼张贴过的一张讣告，确定陈师离世的时间是八个月以前的2月25日。陈师生前工作的院、系以及音乐界，至今没有举办过任何纪念活动。所以，所有媒体都没有关于他去世的报导。

黄飞立先生告诉我，他是前几天从黄安伦的电话中知道陈师过世的消息的。而远在加拿大的黄安伦又是从我个人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中知道的。

90高龄的黄先生表示，一个在钢琴和管弦乐两方面的创作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培养了几代作曲家的艺术大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令人遗憾！他说，像陈培勋这样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这样杰出贡献的人，难道不应当隆重地纪念他、宣传他，让大家学习他吗？